强制执行管理体制研究


强制执行管理体制，目前主要是各级各地人民法院自行探索，自行总结，尚无定论。
当前，主要存在两种管理体制。一是执行法院内部探索创新了“立执分立，裁执分立”；二是执行法院与上下左右法院协商一致后，对个案实施提执，委托执行，指令执行，院际间协助交叉执行。
在立执分立、裁执分立的管理体制下，人民法院的执行庭（局）设立执行机构，负责一般案件的执行工作。同时设立执行案件审查裁定机构，负责有关案件的实体及程序审查，依法制作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执行令、拘留决定书、罚款决定书，决定准予或不准予结案等。后一种管理体制目前尚未形成，只是个案实践。
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执行，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措施得当，手续齐备。所以强制执行的管理尤为重要，其管理体制是理论上和司法实务上争议颇多的话题。
创新强制执行管理体制，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十六大精神，突出“公正与效率”主题，围绕执行工作最难，群众反映最强烈，当前法院自身就能整改的问题着手。创设新的强制执行管理体制，要以有利于提高执行人员两个素质，提高执行工作质量和效率，让人民满意为出发点和归宿。执法环境问题，人民法院只能吁请党委和人大解决。
笔者结合基层法院采取强制措施的司法实践，试就基层法院执行管理体制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强制执行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
贯彻最高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中央批转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以来，基层法院的执行机构改革已基本完成。
（一）建立了由上级法院统一管理的执行工作局，与原执行庭合署办公，防止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
（二）建立了由立案部门统一立案，统一分配案件给执行人员的管理体制，试行了合议庭裁定制和裁定人员不参与执行制。防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三）建立了办案流程管理制度，防止久拖不执，久拖不结，久拖不兑现。
（四）建立了责权利相适应的岗位责任制度，案件审批制度、工作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和违法违纪办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防止草率从事，不关心群众、欺压群众的现象发生。
（五）建立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制度，防止病从口入，贪赃枉法和循私卖法行为。
法院执行工作机构垂直管理以来，显现出的许多优势令人欣喜。尤其是在上级法院认为必要的时候，集中各基层法院的执行力量和司法警察，对某些基层法院单独难办的“钉子户”、“拦路虎”“赖债户”等难案，进行强制执行，取得了较好的办案效果和社会效果，有力地支持了地方经济建设，保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但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也还存在着，试举几例：
（一）现行管理体制，只是将执行机构和执行人员从本院机构和人员中单列出来，做到了组织落实和人员落实。但还未做到政治落实、思想落实、工作落实、保障落实。
1、关于政治待遇问题，有的未让执行局长进院领导班子或未由副院长兼任局长。未在执行局单独建立党小组或党支部。未将执行局长提请人大任命为执行庭长等。
2、关于思想落实问题，有的人到了执行局，但存在怕苦怕累，怕得罪人的思想，不安心执行工作，要求调整到其他业务部门。
3、关于工作落实问题，有的为了达到执行局人数与全院人数之比例，将一些不熟悉或不适合执行工作的同志分配到执行局，或者力量调配不当，使这些人工作任务不落实。这就使得勤者愈累，懒者愈闲现象恶性循环。
4、关于保障不落实问题，主要存在于基层法院执行工作中。基层法院执行工作量大、面广、步行和乘车时间多、工效低，相对成本高，财政经费很难保障，导致当事人负担重。
（二）管理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千呼万唤始出来，显现出先天不足。现在的执行机构改革，只是执行工作体制改革的开始，各种困难和问题严重存在，影响强制执行的顺利进行。
1、缺乏强制执行的统一规范，应当尽快出台强制执行法，把全党的意志，上升到国家的意志。
2、缺乏强制执行的物质基础，应当尽快配置人民法院统一标识的民事执行警车，以及现代化的通讯、办公设备。
3、缺乏强制执行的经费保障，应当配套出台跨地区、跨范围强制执行的收费标准，解决奉命参与院际协助执行人员的一切费用。体现诉讼成本的公平承担。
（三）现在的强制执行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设置的，与我国加入WTO的形势相距甚远，其滞后性主要体现在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平等。例如：
1，规定对人民代表实行民事拘留时，也要经其同级人大常委会同意，这就使得申请人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绝对不平等。还有被拘留人申请复议的程序设置也太繁琐，不便操作。
2，规定跨地区执行拘留时，应将被拘留人交当地公安机关看管，这就使得决定执行机关和公安机关脱节，被拘留人受到特殊的看和特殊的管。
3、规定追究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刑事责任，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起诉，这就使得本已由人民法院查实了的犯罪嫌疑事实和证据，被移送到不相关的两个机关绕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承办单位。不便于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追究，有损人民法院的权威。
为了克服当前强制执行管理体制的这些弊端，笔者建议：
一、建立全国同一的大执行机构，垂直管理至县法院的执行工作部门。执行工作部门人财物应有相对独立性，以保证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地方财政不足部分经费，由中央财政补足，或在收取的执行实际支出的费用中转移支付。
二、基层法院执行工作部门认为需要上级法院执行（即提执）的应在结案期限届满前1个月，向上级法院执行工作部门书面报告，上级法院应当对是否提执，作出明确答复。如不提执，或者指令就近法院执行，则应组织周边法院执行力量协助执行。提执的案件，原执行法院应将执行案件受理费和已收的执行费用移交提执的法院执行部门。由上级法院协调周边法院协助执行的，原执行法院应将案情和执行预案提交上级法院执行工作部门，以便向参与协助的人员通报。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执行费用一般应由上级法院收取，强制执行实际支出的费用，一般应由上级法院提请同级财政从诉讼费收入中拨付。
三、基层法院执行工作部门中，应设立两个职能不同的工作机构。以便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一个工作机构是执行案件办理人员组成的，可以由若干个“1+1”或“3+1”的单元组成。即一个执行员和一个书记员为一个简易程序执行组，3个执行员和一个书记员为一个普通程序执行组。他们分别对执行案件了解情况，开始做执行工作，能自动履行的，特别是当即清结的，可不下达执行通知书，直接制作执行工作笔录，作为结案依据。如果查明有财产可供执行而借故拒不履行的，应将调查笔录、询问笔录和其他证明材料，连同提请采取强制执行的报告（或呈批表）交给执行工作审查组。另一个执行工作机构就是执行案件审查组，由局长和若干执行员组成。在审查个案的时候，必须有3人以上的单数。该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审查执行案件承办组提交的案件，负责解决程序性和手续上的问题。如同意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应即提请院长或分管院长审批。并根据院长的决定，下达执行令和相关裁定，还要确定相应的执行力量，落实强制执行措施。
四、亟须从法律上区分民事拘留执行程序与刑事拘留、行政拘留的区别。明确民事拘留由人民法院执行，不设申请复议的程序。明确规定拘留应交执行法院所在地公安机关看管。明确规定对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其他知名人士等实施拘留前，应向上级法院执行工作部门备案，而无需经过其所在的人大常委、政协组织和原单位同意。明确规定执行法院在全国范围内均只与当地法院取得联系，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和任何个人的非法干涉。明确规定跨地执行时，事先由其同上级法院执行工作部门协调，按协调意见，当地法院应密切配合执行法院执行。当地法院愿意接受委托执行的，按委托执行的程序办理。跨地执行不是由上级法院组织实施的，其执行费用由执行法院承担，并向被执行人收取依法应当承担的实际支出的费用，按被执行人所在地法院规定的标准计算。
五、附带建议亟待解决由省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收费标准，制定切实可行的地方性诉讼费收费实施意见，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诉讼费属于财政性收费，主要用于办案经费之不足，并部分用于老少边穷地区法院的基本建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在一个时期内执行一个较大范围统一的收费标准，才能解决当事人负担是否合理合法的问题。收费问题未解决好，再好的管理体制和工作作风也会在人民心目中大打折扣。

范 永 友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起源于英国1972年的肯费特案，在1984年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中得以正式确认。我国修改后刑诉法第270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该条被视为我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确立的法律依据，对于法定代理人到场由“可以”改为“应当”通知的强制性要求，扩大了到场人员的范围，为法定代理人以外的合适成年人讯问在场提供了法律依据;明确了在场人员的部分权利等。但是笔者认为，第270条仍存在有待明确、细化之处，具体如下:

一是要明确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并签名，以证明口供证据的效力。第270条规定，讯问笔录应当交给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人员阅读或者向他宣读，但未明确规定是否需要签名以及签名对口供证据效力的影响。笔者认为，宜采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之思路，视合适成年人未签名为重大程序违法，除非经过补正或合理解释能证明其讯问时在场，否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不具有证据效力。

二是要明确违反强制规定的程序制裁后果。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应当通知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到场，但对于没有通知而直接对未成年人讯问，如果立法或司法解释既不给予惩罚性措施，又承认口供的证据效力，那无疑是将“应当”要求退回到“可以”，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的覆盖范围和实际效果将无法保证。

三是要明确赋予未成年人选择权。基于合适成年人在场是未成年人的权利，因此应从权利保障角度进行制度设置，有必要将选择哪个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权利交给未成年人。除非是本案的共犯，应当尊重未成年人选择具体的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权利。

(作者单位: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