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基于目前情况，就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构建而言，可以参照一般行政解决机制的做法，采用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行政裁决等三种方式。而如何对这三种行为方式进行法律规范是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从立法成本角度考虑，目前不可能针对农村纠纷单独制定法律，只能依托现有的法律体系予以解决。也就是说，农村纠纷的解决方式的法律规范仍然通过普通行政行为法的规范予以解决。
　　在理论上，对于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问题历来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单独立法模式；另一种是统一立法模式。单独立法模式是通过分别制定行政调解法、行政裁决法、行政规划法等途径实现行政法治化；统一立法模式认为，对于行政行为规范可以通过一个法典的形式予以法治化。目前，这两种模式在各国法制实践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值得注意的是，统一立法模式是各国行政法学界的目标，至今也没有哪个国家已经实现，最多只是实现了行政程序制度的统一法典化。就调解、仲裁、裁决这三种行政行为方式而言，应该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中对这三种行为方式予以规范和明确，可以考虑单列若干章节予以解决。
　　至于这三种行为方式所涉及的实体问题，则由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予以明确。这是因为：首先，调解、仲裁、裁决在程序问题上具有共性，可以在一部法典中予以规范。这三种行为方式在程序问题上存在着大量的共性，如都必须遵循程序合法性原则、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公正原则、效率原则等一般法律原则。在行政决定的具体程序上也具有若干共性，可以在一部法律中规定，如程序的启动、调查、证据、听取意见规则、效力、期间、送达等问题。可以说，所有行政行为方式在程序上都具有共同的一些规则，这也是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客观基础。我国已经将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列入立法计划，因此，有关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行政方式的程序问题完全可以列入《行政程序法》中予以解决。其次，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中的调解、仲裁、裁决所涉及的实体问题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和专门性，应当通过具体的法律规范予以解决。社会纠纷的类型很多，既有民事争议，也有行政争议，对于哪些纠纷可以进入行政机关的解决途径、由哪个行政机关处理、行政机关有什么样的处理权限等具体的实体问题，则应由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予以明确。
　　行政调解是行政解决机制之一，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居中调停或协助以达到自主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行为方式。行政机关在调解中无权强加某一结果给争议的各方当事人。可以说，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充分发挥其自身的权威地位，对争议进行的劝导。行政机关在使用调解的纠纷处理方式时，可以尝试采用鼓励双方交换信息、提供新的信息、帮助当事人理解彼此的观点、促进富有成效的情绪表达、处理当事人在理解和利益上的分歧、鼓励灵活性、激励各当事方提出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创造符合所有当事人利益的解决方案等手段，促进当事人纠纷的有效、自主解决。从适用类型而言，行政调解原则上没有适用限制，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社会纠纷类型。行政机关解决社会纠纷不管法律是否将该纠纷的解决赋予行政机关管辖，只要该纠纷与行政机关的事务管辖权有关，该行政机关就可以使用调解的方式化解社会纠纷，但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规则：一、调解的主体与人员必须合法。行政调解的主体必须是行政机关中的工作人员，是具有代表行政机关主体资格的人员。如果不是行政公务人员进行的调解，就不是行政调解，而是民间调解。行政调解之所以在纠纷解决领域具有重要作用，原因就在于行政调解人具有解决相应纠纷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与经验基础。因此，行政调解的首要条件就是主体资格合法。二、行政调解不得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相抵触。调解虽然是一种灵活性的纠纷处理机制，但也必须与成文法的明确规定相一致。行政调解的处理结果不得与明确的、强制性的成文法相冲突。灵活性也是在法的总体要求下进行的，绝不是无原则的妥协和“和稀泥”。行政调解是一种更多地吸纳当事人的意见、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和决定权，而行政机关居中起引导、斡旋、沟通、桥梁的作用的纠纷解决机制，但处理结果不得与法律明确规定相抵触。三、行政调解必须尊重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调解最为关键之处是纠纷的调处者不具有强制性，而是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因此，行政机关在调解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不得采取强制性、命令性的措施，逼迫当事人接受调解。如果所谓的“调解”具有强制性，则就属于行政命令。调解的最大特征就是纠纷的当事人拥有对结果的控制权，所以行政机关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强制。
　　行政仲裁是另一行政解决机制，行政仲裁是指纠纷双方当事人按事先或事后达成的协议，自愿将有关争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机构以第三者的身份对争议的事实和权利义务作出判断和裁决，以解决争议，维护正当权益，当事人有义务履行裁决的一种制度。
　　从性质上讲，行政仲裁既是行政行为，又是仲裁行为。它一方面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行为，因而具有行政行为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仲裁行为，因而具有仲裁的某些特征。行政仲裁的这一双重特征具体表现为：一是行政仲裁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所实施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行政仲裁只能是行政机关实施的仲裁行为，而非行政机关所实施的仲裁或者不完全是由行政机关所实施的仲裁，都不能叫行政仲裁。这是它作为行政行为的体现。二是行政仲裁必须以发生争议的当事人的自愿申请为前提。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争议的当事人的自愿请求，而是基于行政机关主动依职权而实施的裁决行为，就不是行政仲裁。这是它作为仲裁行为的体现，同时也是它与行政机关实施的依职权的行政行为的区别。三是行政仲裁是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仲裁的仲裁行为。因为行政仲裁行为可以因争议当事人一方的自愿请求，也可以因争议当事人双方的自愿请求而产生。而民事仲裁等一般的仲裁行为则只能基于争议当事人双方共同的自愿请求才能产生。这是行政仲裁与一般仲裁行为的区别。四是行政仲裁要求行政机关与争议当事人双方没有利害关系，这样才能真正保证仲裁的公正性。如果行政机关与发生争议的双方或一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那么，它就不能以第三者身份居间对该争议进行仲裁。这是它作为仲裁的又一要求，同时也是它与行政机关实施的其他依申请的行政行为的区别。
　　然而，根据1995年9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除了劳动争议仲裁与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仲裁外，其他行政仲裁都被废止。显然，我国行政领域引入仲裁机制的力度还不够，对于环境领域、土地领域等专业性较强的纠纷，还可以大胆引入仲裁机制。就农村地区而言，这些纠纷往往具有影响面大、涉及主体多等特点，也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的特点，因此，构建相应的纠纷行政仲裁机构对于农村社会的和谐具有重大意义。
　　基于农村地区的特殊性，我们建议在县级人民政府下设立农村纠纷的仲裁机构———农村纠纷仲裁委员会，专责处理特定的农村纠纷。从具体的法律途径而言，可以考虑在修改《农业法》时，增加一章专门就农村纠纷的仲裁机制作出规定，内容包括农村纠纷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以及管辖、申请、受理和审理程序等。
　　行政裁决是行政解决机制之三，行政裁决的含义在行政法上素来具有极大的争议性。狭义的行政裁决仅指行政机关依据法律的明确授权对特定的民事争议进行裁断；而广义的行政裁决则指行政机关依法对特定的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进行的裁判，包括狭义的行政裁决和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复议。现代行政权客观上已经渗透到特定的民事争议领域，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大量的法律也明确授权由行政机关解决特定的民事争议。
行政机关对行政争议更是拥有纠纷的裁决权，这种纠纷裁决权不需要法律的明确授予，而是基于行政系统的一体性、自主性和尊重行政机关的优先判断权的必然要求。因此，行政裁决就是行政机关使用裁决程序对特定的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作出的裁判。基于这一考虑，国家应该对现有的行政复议制度进行合理的重构和发展，以适应行政裁判制度的发展趋势。
首先，将狭义的行政裁决范围纳入行政复议渠道中，从而实现行政争议与特定民事争议的管辖机构重合。行政机关解决特定民事争议的理由和标准就是该民事争议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因此，允许行政机关在处理行政争议时，一并解决民事争议具有足够的正当性。
其次，改革现有的行政复议体制，考虑建立统一的行政复议机关，负责行政复议工作。具体而言，就是取消各行政部门均设立行政复议主管机构的做法，在县以上人民政府设置隶属于人民政府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行政复议机关，即行政复议委员会，包括县行政复议委员会、省行政复议委员会和中央行政复议委员会等。行政复议委员会由行政机关、管理专家和法律专家共同组成，分别审理所辖范围内的行政复议事宜。同时考虑到行政管理工作的复杂性和专业性的需要，在一些特殊行业中可以以行业领导权和业务管理权为核心建立相应的行政复议机关。如仍可设立专利复审委员会和商标评审委员会，作为专利权和商标权行政争议的行政复议机关。
最后，完善相关的行政复议程序规则，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对我国现行行政复议制度加以相应调整和完善，使其真正成为有效服务于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准司法性质的行政审查机制。应当增强行政复议程序的公开性、对抗性和公正性，通过公开、公正、具有准司法化的复议程序保障，实现复议在解决纠纷上的公正性。在具体制度的安排上，逐步建立行政复议的回避制度、听取当事人意见制度、双方当事人对质制度、复议委托代理制度、复议案件材料公开制度、复议庭审制度以及健全告知诉讼权利制度等。增设复议监督机制，即由特定的行政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复议决定发现确有错误，可以依法再次作出处理的监督程序。当然，提起这一程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由有复议监督权的行政机关提起；二是必须是发现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复议裁决、决定确有错误。

　　探望权是指夫妻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及义务，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义务协助非抚养一方行使探望的权利。《婚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都对探望权作出了相关的规定，如《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解释（一）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在履行生效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的过程中，请求中止行使探望权的，人民法院在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后，认为需要中止行使探望权的，依法作出裁定。中止探望的情形消失后，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通知其恢复探望权的行使。"第二十六条规定："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及其他对未成年子女负担抚养、教育义务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权的请求。"第三十二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八条关于对拒不执行有关探望子女等判决和裁定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的规定，是指对拒不履行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有关个人和单位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不能对子女的人身、探望行为进行强制执行。"下面就人民法院如何审理探望权案件谈谈个人的观点：

　　一、探望权的主体。探望权的主体，是离婚后不与子女生活在一起并与子女保持有父母子女权利义务关系的父母。由此可见，父母行使探望权的条件是：1、必须是已离婚且未与子女生活在一起，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2、必须是子女保持着父母子女关系的父母。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父与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已与子女形成抚养关系并在离婚后愿继续提供抚养费的继父母。

　　二、探望权的程序。如果当事人协议离婚，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手续时，应同时对离婚后探望子女的时间、方式等达成协议。婚姻登记机关审查当事人是否对探望子女达成了协议，即协议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义务；如果当事人是通过诉讼离婚，在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的情况下，离婚协议中应有探望子女的条款，其内容必须合法；在人民法院判决离婚的情况下，应对探望的方式、时间等做出具体的判决。总之，无论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对探望的方式、时间等问题，应先由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时，再由人民法院做出具体的判决。

　　三、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探望权的行使方式涉及到直接抚养一方和子女的利益，因此有必要确定探望的时间、方式。探望的方式可以区分为看望式探望和逗留式探望。看望式探望是指非抚养一方父或母以看望的方式探望子女，而逗留式探望是指在约定或判决确定的探望时间内，由探望人领走并按时送回被探望子女。两种探望方式各有其优点和缺点。如看望性探望，一般时间较短、方式灵活，但是不利于探望人和子女的深入交流。而逗留式探望，时间较长，有利于探望人和子女的深入了解和交流，但是直接抚养人则要承担不能和子女一起生活的不利后果。逗留式探望对探望人的要求也更高，探望人不仅应该具有较好的居住和生活条件，而且还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如不得有酗酒、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如果探望人有酗酒、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或者居住、生活条件差，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应该避免适用逗留式探望。逗留式探望还要求子女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一般只有在子女假期时才能适用。人民法院应根据有探望权父母实际情况，根据子女的年龄、身体状况等情况，根据不同探望方式的特点，本着对孩子身心健康有利的原则来确定具体探望方式、时间和地点。同时法院在判决中应对探望权的安排作出明确确定，增强可操作性，以免当事人在执行时发生争议。

　　四、探望权行使的原则。探望权的行使，主要涉及到探望的时间、地点、次数和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对探望权的行使规定不清或不适当，可能使当事人矛盾激化，从而影响探望权的行使。为此笔者认为，探望权的行使除了要保证探望权的实现，还要遵循这样的原则： 1、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探望权行使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探望权人能够满足被探望人受到所喜爱、所依赖的人关心、照顾，受到如原家庭般关怀的愿望，尽量使未成年子女不因家庭的破裂等原因而未能同探望权人共同生活产生痛苦或失落感，从而保证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2、不侵害他人权利原则。不侵害他人权利，主要指不侵害与被探望人共同生活方的权利。因为在产生探望权集中的离婚案件中，往往双方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并且不因离婚而消除，甚至可能进一步的激化。同时，在我国的离异家庭中大多数是由母亲和子女组成的，因此在矛盾激化时候，男方可能以探望为由破坏对方安宁和睦的生活，因此探望的时间，不能随时地进行；探望的地点，如果与子女共同生活方不愿在其居所，则应另选地方，因为如果抚养方已再婚，未成年子女的生父或生母的出现。可能会破坏其家庭的气氛等。此外，在探望的频率、方式等方面也要保护与子女共同生活方的利益。

　　五、探望权实现的保障。一方行使探望权时，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探望权的行使仅有探望权一方的努力，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如果与子女生活的一方干涉，则不一定能够很好实现。只有在一方行使探望权时，与子女共同生活的另一方积极协助，探望权才能真正的、完全的得以实现。由此可见，"另一方的协助"，是探望权实现的一个基本保障。行使探望权不仅是权利，也是义务；协助行使探望权也是义务，如果有探望权的一方不行使这一权利或者是另一方阻挠其行使这一权利，都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也都是对未成年子女的权益的一种侵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探望权的中止。探望权是在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前提下行使的，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认为行使探望权的一方在行探望权时有损于或者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权的申请，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事实存在，可中止其探望权，待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情形消失后，可通知双方恢复探望权。探望权的中止不是对探望权的实体进行处分，而是暂时停止其行使探望的权利。但在哪些情况下探视权应当中止，法律未列举具体事由，有关司法解释目前也尚未制定，笔者认为有以下行为之一，均可中止探望权：一方曾犯罪且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大，手段特别恶劣，无明显悔罪表现，有可能使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的；一方在探望子女时有不法或犯罪行为或在探望过程中有怂恿或教唆子女违法犯罪行为；一方对未成年子女有虐待、劫持、胁迫等倾向的；一方有遗弃、歧视未成年子女的现象的；一方患有严重传染病未治愈或患的精神病的；一方有赌博、酗酒、吸毒、卖淫、嫖娼等恶习屡教不改的；一方在探望过程中故意挑拨中伤另一方，明显对抚养子女不利的；一方有隐匿子女行为的。人民法院认为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事由出现时亦应中止探望权。

　　探望权纠纷案件具有其特殊性。通常认为，探望权基于一定的人身关系而产生，它是一种身份权，与其它跟它相近的权如抚养权、监护权、亲权制度均不同。探望权是一项特殊、独立的身份权利，它不隶属于其他民事权利，与其他的民事权利在主体、对象、作用等方面都不相同。在内容上，可以说探望权仅是暂时性的决定权，它只能是在探望期间对子女日常事务的处理权，如子女做错事的批评教育、饮食起居的照顾等。但如对子女住所的改变，姓名的更改等不能归属于探望权的内容。探望权纠纷案件，因探望权的亲情性、抽象性、权利义务统一性，与普通民事案件相比就有了很大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法律关系主体的特殊性。探望权是一种多方法律关系，主体包括探望权人、探望协助人及被探望人，这是探望权案件与普通案件最大的区别。探望权人在没有法律规定不宜行使探望权的情况下，当然享有探望权，他人无权干涉。但是，没有探望协助人的协助，甚至在探望协助人加以阻挠的情况下，探望权就无法得到实现。同时，被探望对象一般为未成年人，从保护其健康成长的角度看，也应征求其意见。因此，从上述情况分析，探望权执行中存在三种法律关系，即探望权人与探望协助人之间、探望权人与被探望人之间以及探望协助人与被探望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三者缺一不可。

　　2、法律关系客体的特殊性。法律关系的客体也是法律关系指向的对象，探望权案件的客体不是简单的支付金钱或特定物，也不是单纯的完成一定行为，而是探望权的实现及其行使方式，它既包括探望权人合法合理的探望，也包括探望协助人积极配合探望的作为和不阻挠探望的不作为，所以具有复杂性。《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后未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父母探望子女的权利。这一法律条款的高度概括性，造成在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探望权的内容有抽象性，因而没有确定的执行标的，也即法律关系客体的不确定性。

　　3、法律关系内容的特殊性。法律关系的内容也是权利和义务，其特殊性表现在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性。探望权不仅是为了通过经常性的探望来维系亲情，更是为了关心、照顾和教育子女健康成长，这也是父母任何一方应尽的义务，所以探视权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

　　探望权不是永久性的权利，它随着以下三种情况的出现而消失。这三种情况是：被探望人死亡；二、探望权人死亡；三、被探望人成年。前两种情况是行使探望权的主体不存在了，因此探望权也随之消失，第三种情况是探望权随着被探望权人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消失。尽管法律对探望权作出了规定，但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探望权案件时仍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注重掌握协议优先原则。父母是探望权的利害关系人，直接抚养方是子女的监护人，由父母协议，可以有效平衡父母和子女三方面的权益，妥当地安排探望的时间和方式，父母通过平等协商达成的协议也容易得到执行。与法院判决比较起来，父母协议确定探望时间、地点的成本最小给探望的利害关系人造成的影响也最低，因此相对于法院判决具有优先性。

　　2、审理时应考虑到探望权的执行。人民法院执行是为了强制义务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维护法律的威严。生效法律文书是进入执行程序的前提,笔者认为裁判文书主文应科学地表述，不宜对探视的时间、地点、方式规定得过细，如在某月某日某时至某时某地进行探望等。这样详细的规定，可能会因为孩子上课或其他原因,致使申请人的探望权无法实现,亦使得申请执行人基于某种原因不能在规定的时限内行使探视行为,同时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后执行法官也会因为客观情况无法操作。

　　3、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离婚判决中未涉及探望权，当事人就探望权问题单独提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4、当事人请求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行使探望权的，人民法院应征求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并结合其他实际情况作出判决。

　　5、直接抚养子女的男方或女方拒不履行有关探望权的生效判决或调解书，另一方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对不履行义务的一方进行教育，责令其履行义务。经责令后仍不履行义务的，可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另一方也可以起诉请求变更抚养关系。

　　6、对于子女不接受探望的，人民法院应做好申请人的思想工作，待子女消除顾虑后再执行。禁止对子女的人身进行强制执行。

　　探望权是人类文明的体现，它在婚姻家庭法律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它不仅是父母的权利，也是子女应该享有的权利。探望权不仅可以满足父或母对子女的关心、抚养和教育的情感需要，保持和子女的往来，及时、充分地了解子女的生活、学习情况，更好地对子女进行抚养教育，而且可以增加子女和非直接抚养方的沟通与交流，减轻子女的家庭破碎感，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它可以保证夫妻离异后非直接抚养一方能够定期与子女团聚，有利于弥合家庭解体给父母子女之间造成的感情伤害，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我国宪法规定，子女从出生时起就有自己的权利，其中包括获得父爱、母爱的婚姻家庭权利，这些权利是他们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更是社会未来安定的重要因素，规定探望权有利于保护子女受关爱的权利，并对社会道德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离婚是现代文明社会公民行使婚姻自由权利的重要体现，任何一方都不能以禁止探视子女作为对对方的惩罚，伤害对方和子女的感情，侵犯对方的合法权益。可见，如何确立探望权、如何处理好探望权纠纷、对化解双方矛盾、更好地保护和教育好未成年子女及对促进社会的两个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