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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诉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兼论管辖权争议的实体审查/陈卫东

时间:2024-07-11 13:35:55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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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诉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
——兼论管辖权争议的实体审查
陈卫东

  案情简介:某酒店原为王某承包经营。后王某将经营权转给张某,双方签订了一份转让协议书。此间,酒店所有人与张某同时签订了新的承包经营合同。张某因上述两份合同付给王某转让费10万元、付给酒店所有人首年承包费5万元。该15万元价格是张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后来酒店所有人认为自己有点吃亏,王某不应该取得10万元转让费,理由是王某无权处分酒店的资产及经营权,但又不愿直接向王某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于是酒店方和张某达成默契,以张某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宣布其与王某的转让合同无效,要求王某返还转让费10万元。该案由转让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受理。
  关于管辖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受诉法院有管辖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现合同履行地法院受理该案有法律依据。第二种观点认为,受诉法院没有管辖权,理由是张某对王某没有单独的诉权,他们之间的合同不是孤立存在的,应全面考虑案情。就该案来看,如要进行诉讼,只有酒店方才能作为原告。可见,这涉及到原告的诉权问题。本案中原告一方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们的诉讼行为有规避诉讼管辖权的嫌疑。
  笔者认为,对这类案件的管辖权争议涉及到深层次的法律观念问题。目前司法实践中,对管辖权争议的案件通常只进行程序上的审查,对具体案件的实体问题往往不作为影响管辖权的因素进行考虑。法院一般只审查所受理的案件是否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管辖条款的规定,对案件的实体内容认为不属于管辖权争议案件的审查范围。对此,笔者认为这有失偏颇。该案即是较典型的一种案例,如果只看合同的形式,只做表面的、程序上的审查,第一种观点并无错误。但我们如果对该案件的实体问题进一步深入审查,就不难发现原告张某的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即原告的诉权有问题。
  关于以合同履行地作为受诉法院管辖依据的案件,笔者认为,除了对合同条款进行表面审查外,还应对合同的是否实际履行、以及真实性、存在性等具体情况进行实质性审查。
  关于实际履行问题,已引起了权威部门的注意。这早在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第18条就明确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又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应由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可见,如果是以未履行的合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不能仅凭合同履行地作为受案的依据。对未履行合同的管辖权确认问题,司法解释已做了明确规定。另外,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合同的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批复》的司法解释,也提出了要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从而确定合同履行地的观念。可见,对合同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查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司法实践中还有大量的问题有待研究和明确。如对假合同,即合同的真实性等问题所涉及到的管辖争议问题,也应做深入的研究,以进一步完善有关管辖权的法规或司法解释。
  所谓合同的真实性,是指合同当事人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达成的具有真实的、实际的履行内容的客观性要素。凡以合同形式掩盖其他的经济目的的所谓合同不应作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法律依据。1993年最高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解释已有明确规定。可见,对案件的实体内容进行必要的审查,有助于维护当事人在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即选择受诉法院的权利,进而更有利于对当事人实体权益的维护。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事案件的管辖权作为民事诉讼法中的一个基础内容,应充分体现“两便”原则,都应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同时,也应防止民事主体滥用管辖权,钻法律的空子,造成对方当事人的诉累。可见人民法院对案件管辖权争议的案件,有必要适当地对案件的实体内容进行一定的审查,才能有助于在程序上和实体上全面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本文开头的那个案例,实际上是涉及到合同唯一性问题。所谓唯一性,是指唯有这份合同才能维系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且别无其他法律关系。否则,如果仅以案例中这一份转让合同的履行地作为管辖依据,势必将会出现法律上的偏差。类似的实例和现象还很多,并且会不断变化、翻新,解决此类问题,光靠等待司法解释、法律条款不断的完备是不够的,最关键的是要靠我们树立一种对类似案件自觉地进行实体审查的法律理念才能加以彻底解决。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机构改革需要法律规制

薛刚凌
  政府机构改革,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以来,大的机构改革就有7次,分别在1953-1954,1957-1958,1961-1963,1970-1971,1982-1983,1988,1993-1994年进行。如果加上1998年开始、尚未结束的这一次改革,则有8次。撇开正在进行中的这一次,前7次改革都没能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由于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于事现象严重,加之政企不分和职能交叉,导致了第8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目前,中央一级的机构改革已经完成,国务院人员编制总数减少47.5%,省一级的改革尚在进行,省以下各级政府的机构改革还有待于开始。

  应当说,机构改革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一方面,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个人对国家的依赖加深,政府职能日益扩展,政府的规模也日趋庞大;另一方面,由于管理资源的有限性,也由于政府规模膨胀带来的管理效率低下、官僚作风严重,因而,政府不得不采用机构改革的方式来确保政府规模的合理、行政机关设置的科学和公务员的活力。

  机构改革多涉及政府职能的重组、行政权力的再分配、政府规模以及公务员队伍的调整。从表面上看,机构改革似乎仅仅是行政机关的事情,因为改革的结果往往表现为行政机关的变化和人员的减少,但实质上,机构改革却与广大公民的利益直接相关。机构改革涉及对行政权的重新界定,而行政权的大小则直接影响到公民的自由。行政权越大,意味着公民的自由度就越小。另外,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控制政府规模,而政府规模决定着公民负担的多少。政府的一切运作都是由纳税人支付的税款来支撑的,政府的规模越大,意味着公民的负担越重。当然,改革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每一次机构改革,都面临着机构人员的调整,国家需要安置分流人员,需要时间、精力和财力。

  由于机构改革关系到全民的利益,因而需要建立在民主、理性、公正的基础上。公民作为普通的纳税人,有权了解和参与机构改革;机构改革的设计者应当地位超脱,独立于各种利益之上;改革方案需要广泛调查研究以及科学论证。为保障公民的参与、改

  革过程的理性以及改革方案的合理公正,需要法律的规制。这是因为:首先,法律规制可以保障公民参与权的实现。公民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和程序来参与机构改革,需要在法律上予以明确。如规定公民参与对机构改革方案的讨论,机构改革的研究机构应有社会各界的代表等。没有法律对参与权的规定与保障,公民的参与就只是一句空话。其次,法律规制可以保障改革过程的理性。改革方案由谁来设计论证,由谁作最终的决定,改革方案又由谁来负责推行,都需要法律的规定。除了合理分配机构改革的各种权力外,还可以对机构改革的程序进行全面规范,以保障机构改革权的合理行使。改革过程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确保改革方案的合理公正。再次,法律规制可以保障机构改革的有效推进和改革的最后成果。由于法律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强制力,所以改革方案一旦为立法所肯定,任何人都受其约束,违法将会受到法律制裁。可见,通过法律规制可以减少改革的阻力,也可以防止改革成果的流失。

  目前,西方国家的机构改革大多在法律的规制下进行。机构改革的过程大致分为三步:第一,通过立法成立一个改革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为非官方组织,吸收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由其负责对机构改革的所有问题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机构改革的建议报告。第二,由立法机关制定有关机构改革方面的法律。对机构改革研究委员会提出的改革建议,一般要在政府和社会进行广泛讨论,立法机关可以采纳其合理部分制定法律,决定改革。第三,有关改革的法律制定后,由政府具体推行。在推行过程中力求稳妥,往往分阶段、分步骤进行。美国新政后的政府重组,日本二战后的几次政府改革都是遵循这一改革模式,并取得了较好成果。

  不能说上述改革模式完美无缺,但有一点则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它的民主与法治精神。在我国,机构改革往往由政府自行设计,并依靠运动式的行政手段推行。改革的设计者也是改革的推行者。虽然政府的部分改革方案需要权力机关的批准,但权力机关对机构改革的介入十分有限。这种模式的机构改革能立竿见影,迅速便捷,但也存在许多内在缺陷。由于缺乏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所以改革阻力大,改革方案有时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改革也存在诸多风险。改革者主观随意性大,自由裁量权过宽,改革方案往往缺乏严格细致的论证。机构改革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者的魅力和智慧。另外,机构改革的成果也难以巩固。每届政府在改革之初都决心很大,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没有及时通过立法固定下来,改革风一过,又复归以往,机构人员又迅速增长。

  由是观之,如果我们在每一次大的机构改革前,能得到社会各界和民众的参与,能做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科学论证,如果我们的改革设计者能处于中立的地位,超脱于各种利益之上,如果我们的改革能有法律的支持和保障,情况也许会变得不大一样。无疑,我们仍然需要机构改革,但也许不必如此频繁;政府的职能仍然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而调整,但也许不会有太多的机构重叠和职能交叉;政府的规模仍然需要控制,但不必经常大规模地裁员,也不会因为裁员而给公务员个人以及社会造成负担。因此,机构改革的法制化的确是使这一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

 

中南(斯拉夫)关于延长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两国换货议定书期限的换文

中国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联邦


中南(斯拉夫)关于延长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两国换货议定书期限的换文


(签订日期1968年9月13日)
             (一)对方来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临时代办于立煊先生:
  我谨奉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邦对外贸易秘书处之命向您建议,将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北京签订的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一九六七年换货议定书和所附进、出口货单的有效期延至一九六八年,双方并可就未列入一九六七年货单的商品进行交易。
  如同意上述建议,请予确认。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联邦
                       对外贸易秘书处司长
                       娜达莎·彼罗维奇
                          (签字)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三日于贝尔格莱德

             (二)我方去文

尊敬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邦对外贸易秘书处司长娜达莎·彼罗维奇女士:
  我收到了您今天如下内容的来函:
  (内容见对方来文)
  对您的来函,我谨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之命向您答复如下:我方同意贵方建议。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
                     大 使 馆 临 时 代 办
                         于 立 煊
                         (签字)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三日于贝尔格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