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抚顺市保护妇女儿童老人合法权益的规定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87年8月28日抚顺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1987年9月25日辽宁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 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
第四章 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 执 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侵犯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妨害婚姻家庭，构成犯罪的，依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够刑事处分的，依照本规定处理。
第三条 对于侵犯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人，坚持实行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相结合，教育与处罚相结合，行政处分与经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一切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群众组织和公民，对侵犯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予制止，并有权据实向主管单位、公安司法机关检举和控告，任何人
不准压制和打击报复。
第五条 侵犯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人，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职工的，主要由所在单位负责处理；是农民、城镇个体劳动者或居民的，由所在村（居）民委员会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处理；属于治安性质的，由上述单位移送公安机关或由公安机关直接受理；起
诉到人民法院的，由人民法院处理。
对检举和控告侵犯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受理单位不得推诿，必须及时认真处理。对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认真负责移送主管单位处理，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移送。
第六条 对于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或个人，各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应给予表扬和奖励。对于侵犯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熟视无睹、不负责任的，应予批评教育；对于互相推诿、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追
究有关单位领导者和直接责任者的责任。

第二章 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 保障婚姻自由，禁止妇女的家庭成员和其他人，干涉妇女婚姻自主的行为。
有下列行为之一告诉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具结悔过、赔偿损失、行政纪律处分；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给予治安处罚：
（一）以威胁、折磨、打骂、扣留户口和粮食关系等手段干涉妇女婚姻自由的；
（二）利用宗教、迷信、家族关系干涉妇女婚姻的；
（三）中断恋爱关系或单方追求遭拒绝，以威胁、殴打、毁坏名誉等手段进行逼婚的；
（四）包办、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的；
（五）以欺骗、引诱等手段煽动妇女盲目外流的；
（六）以妻子不生育、生女婴或因生活条件、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对妻子施以虐待、威胁、诱骗等手段逼迫离婚的；
（七）干涉丧偶或离婚妇女再行结婚的；
（八）以其他手段干涉妇女婚姻自由的。
第八条 男女登记结婚后，女到男家或男到女家落户，凡符合户籍管理规定的，应准予落户。
第九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得因女方无劳动收入或其他原因，而影响女方对共同财产享有的所有权。在处理共同财产时，应平等协商，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处理。
第十条 有关部门在处理结婚、离婚、财产分割和继承、抚养、扶养、赡养以及其他家庭关系事宜时，必须确保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和侵犯。
夫妻离婚时，原住房的使用权由男女双方及房产所有权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房屋所有权单位必须遵照执行。
第十一条 在招生、招工、招干、评定职称和分配住房、宅基地、劳动报酬等方面，必须贯彻男女平等的原则。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规定歧视妇女的附加条件。违反的，由各级人民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制止和纠正。
第十二条 对怀孕和哺乳婴儿的妇女，应按国家有关劳动保护、妇幼保健等方面的规定予以保护。
第十三条 没有配偶的男女在恋爱期间发生性行为是违法的，应进行批评教育。以“谈恋爱”或其他欺骗手段玩弄女性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治安处罚、劳动教养；给女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的，男方应给予经济补偿。
第十四条 男女双方进行婚姻登记时，城镇居民以及有条件的村民须提交卫生部门指定医院的身体检查证明。凡男女结婚对后代身体健康有严重危害的，必须防止生育。
婚姻登记人员和体检人员在办理登记和体检中，如有违法行为要追究责任。
第十五条 没有配偶的男女，未进行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的，所在单位要进行批评教育；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应按婚姻法规定，区别情况，给予解除非法婚姻关系或补办登记手续，并处罚款。
第十六条 本人有配偶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通奸、姘居，妨害一方或双方婚姻、家庭关系的，或者有从属、教养关系，侮辱、猥亵、奸污妇女尚未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给予治安处罚；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实行劳动教养。
第十七条 妇女自杀案件，要保护好现场，公安机关应及时查明原因，确属受他人侮辱、诽谤、殴打、虐待、打击报复等造成的，应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第三章 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
第十八条 严禁虐待儿童。凡虐待儿童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或治安处罚。
第十九条 父母、养父母、继父母和其他对婴儿、幼儿负有抚养义务的人，不得遗弃婴儿、幼儿。凡遗弃婴儿、幼儿的，分别给予行政处分、治安处罚。
第二十条 弃婴、溺婴的，除依法追究责任外，应将被弃、溺的婴儿列入生育者的生育子女数，并责令抚养义务人，将被遗弃的婴儿领回抚养和给付收养人在收养期间的抚养费。
第二十一条 夫妻离婚后，抚养子女的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将子女送给他人收养。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侵犯儿童合法权益行为之一，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给予治安处罚；造成经济损失的，并应赔偿损失。
（一）以恐怖、淫秽语言或读物腐蚀、毒害儿童的；
（二）监护人及其他人，侵犯儿童财产权益的；
（三）父母及其他监护人阻止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
（四）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儿童福利机构的教师、保育员，体罚、打骂、侮辱儿童，经教育不改的；或因工作失职致使儿童身心健康遭受损害的；或者克扣、挪用、侵占儿童伙食、福利、教育经费和其他专用物资的。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弱智儿、残疾儿的保护。妥善解决弱智儿、残疾儿的入托、入学问题。

第四章 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四条 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予赡养扶助的权利。成年子女对父母必须履行赡养扶助的义务，保障父母的生活水平，不低于成年子女的生活水平。
成年子女应当承担父母的家庭劳务。
第二十五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支持和帮助配偶对其父母履行赡养和扶助的义务。
儿媳对公、婆，女婿对岳父、岳母应当在生活中给予辅助。
第二十六条 发扬敬老、爱老、养老的传统美德，鼓励没有赡养扶助义务的人，主动赡养扶助鳏寡孤独老人。
第二十七条 父母对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提出的经济资助要求，可以资助，也有权拒绝资助。
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形成共有财产关系的，子女办婚事时，要协商解决，但子女不得迫使父母提供过高的费用。
第二十八条 禁止虐待、遗弃老人和侵犯老人合法权益。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区别情节轻重，分别予以批评教育、责令具结悔过、赔偿损失或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给予治安处罚：
（一）子女或其他亲属侵犯老人人身权利或财产权益的；
（二）未经老人同意，侵占老人住房或降低老人居住条件的；
（三）子女或其他人干涉丧偶或离婚的老人再婚的，或者搅闹、妨害老人再婚后家庭生活的；
（四）家庭成员和负有义务的人，不承担赡养扶助义务或者以打骂、凌辱、诽谤、冻饿、强迫干重活、有病不给医治等手段虐待老人或遗弃老人的；
（五）养老院、敬老院、老年人公寓等老人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嫌弃、侮辱、诽谤老人或克扣、挪用、侵占老人伙食、福利经费和物资的。
有上款第（一）、（二）、（三）、（四）项行为的，受虐待遗弃和合法权益受侵犯的人要求处理的才处理。
第二十九条 确实保障国家规定老人应享受的政治、经济、医疗、福利等方面的待遇和利益，有关机关和单位不得剥夺、侵占，违者要追究单位领导人或直接责任者的行政责任。
各级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民委员会对孤老人实行吃、穿、住、医、葬的“五保”供养制度，其生活标准应当不低于当地群众的中等生活水平，并要提供老年人文化体育活动场所等福利设施。

第五章 执 行
第三十条 本规定对行为人的行政处分，由行为人所在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单位决定和执行；村民委员会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执行罚款；治安处罚，由公安机关裁决和执行；劳动教养，由公安机关报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决定。
第三十一条 负有抚养、扶养、赡养义务的人，拒付费用的，由主管单位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并责令其给付或扣付。
第三十二条 被裁决赔偿损失和给付抚养费、扶养费、赡养费的人，应当在指定时间内赔偿和给付。拒不执行的，由裁决单位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受罚款处罚的人，应当在接到通知后十日内将罚款交决定机关。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交纳的，可以按日增加罚款一元，仍拒绝交纳的，由决定机关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
罚款按财政部门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 不服罚款处罚决定的人，可以在接到通知后十日内提请上一级主管单位复议，由上一级主管单位在十日内作出裁决；
不服上一级主管单位裁决的，可以在接到通知后十日内，向原决定处分机关单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申请复议和诉讼期间，原决定继续执行。
不服开除公职处分决定、治安处罚裁决和劳动教养决定的人，按有关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薪、降职、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开除公职等，可以并处罚款。
本规定中列有治安处罚条款的，可以适用罚款。罚款数额为二百元以下。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由抚顺市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由抚顺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施行前的行为，尚未处理完结的按本规定处理。



1987年9月25日
　　典当作为我国传统民间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手续简便、放款速度较快的特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民间融资市场得到迅猛发展。现代典当行业已在形式与内容上与我国传统的典当业发生了重大变革，因其手续灵活简便、融资效率较高等优势，满足了市场主体的短期融资需求，近年来发展较快。但当前典当行的发展也存在着明显的制约瓶颈，如缺乏上位法的支撑，与物权法、担保法等基本法律存在某些冲突，仅有商务部制定的 《典当管理办法》予以规范，金融监管部门尚未将其纳入监督管理范围等，由此导致典当行业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越来越突出，引发的纠纷不断涌入法院。本文试图对目前典当纠纷案件审理中凸现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和研究，以求对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有所裨益。

一、概述

（一）典当业在多元化民间融资市场中的发展现状与功能定位

当前，我国民间融资市场的规模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其中既有民间借贷等自然人之间的资金拆借，也包含了通过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准金融融资渠道。其中典当行因其融资门槛较低、手续相对简便、放款速度较快等优势，得到了众多资金需求方的青睐。自2006年以来，典当行业进入了蓬勃发展期，从事典当行业的企业数量不断增长，当金发放数额持续递增。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4433家典当企业，全行业注册资本584亿元，从业人员3.9万人。与“十一五”（2006年至2010年）初期相比，企业数增长了2.3倍，注册资本总额增长了5.1倍，从业人员增加了1.2倍；“十一五”期间，累计发放当金近6000亿元，其中2010年的当金总额即达1801亿元，几乎占到了该5年期间当金总额的1／3。[1]而2011年上海地区典当总额达到了482.46亿元，实现了连续5年的两位数增长。

作为“准金融”企业，典当行在一定范围内承担着为市场经济下的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渠道的金融职能，其兴衰与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及金融政策密不可分。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至2011年的欧债危机的5年里，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由此带来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亦对我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因国外经济衰退而造成的进口锐减导致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实体，如出口加工业面临重大生存危机，尤其是给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了众多负面效应，在缺少国外订单的情况下，企业的资金链日趋紧张，加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持续下跌，出口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率大幅下滑乃至亏损，许多企业甚至难以为继，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迅猛增加。[2]国际和国内金融、经济形势的严峻使得各类市场主体的融资渠道较为狭窄，在现有正规融资渠道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的情况下，一些固定资产（可供担保财产）较少的借款人无法从正规融资渠道获取贷款，只能转而投向融资成本较高的民间渠道。虽然典当行的融资成本高于商业银行，但其融资手续相对灵活简便，[3]故成为民间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典当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深受经济金融形势和政策影响、上位法的缺失、与物权法等基本法律之间的冲突尚未得到解决以及监管的弱化等因素，也是典当纠纷不断涌入法院的主要原因。

（二）典当纠纷案件审理中的司法理念与价值取向

1.衡平保护典当行与当户的合法权益

公平是司法的基本准则，要求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给予平等的保护。在现实社会中，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与诉讼能力总有强弱之分，因此如何在司法过程中平衡当事人力量的强弱对比，避免因诉讼能力的差异导致裁判结果的偏向是司法界历来所关注的问题。按照一般的社会观念，经济实力较强的典当行作为债权人会在诉讼中占有优势地位，当户则因经济能力、偿债能力较弱而处于劣势，因此有必要加以平衡。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对典当合同条款的公平性进行审查，对导致典当行与当户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的条款进行妥善处理，保护当户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典当行作为债权人的实际损失与维权成本，对典当行的合法债权给予及时保护。

2.尊重交易惯例

交易惯例是商主体从事商行为所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起到了对商法的补充作用，在交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也是商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不应越俎代庖，以破坏原本行之有效的商业习惯为代价，重新建立符合司法思维的交易秩序。典当行业在我国的历史上由来已久，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的一套交易规则与惯例，如绝当制度、收取综合费等。以综合费为例，尽管收取比例高于一般的贷款利息，法律纠纷也多因此而起，但该费用为典当行业所特有的交易习惯，并且为《典当管理办法》明文认可，如法院断然判决综合费有违交易公平，虽然表面上看保护了当户的利益，但从长远看，严厉的司法态度会严重遏制整个行业的发展，而这并不是司法权运用的理想化结果。

3.依法规制和引导典当行的经营行为

金融市场的生命在于创新，在多元化民间融资市场环境下，经营创新行为也是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典当行的创新行为，司法应当给予合理的空间，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和限制经营规定的适度创新，司法不应以否认合同效力的形式来遏制创新行为。但是我们应当正视的是，典当行业发展至今，由于典当企业质量的良莠不齐，难免存在个别典当行违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的情况，如有的典当行以金融创新为名，行违规经营之实，违反国家金融行业准入制度，为当户提供理财服务，当户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对此司法应当积极承担起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职能，通过司法裁判的社会宣示功能，发挥正确的市场导向作用，对违规经营的典当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维护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

（三）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传统典当业的异化

我国当前大量采用的“典当”无论在形式外观上还是实质法律关系上，都与我国传统意义的“典”与“当”发生了重大变化。准确把握典当的概念是对典当法律行为性质认定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加以厘清。

从法律性质上分析，“典”与“当”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当”的标的物一般限于动产，当铺在当期内对当物负有保管义务，但无使用、收益、处分之权利，当期届满出当人须支付本金及利息，赎回当物，且当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行使绝当的权利。“典”是中国所特有的民事法律行为，亦自古有之。根据学者的定义，典权是指典权人支付典价而占有他人不动产，并进行使用和收益的权利，[4]按通说，“典”具有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的双重功能。

典权植根于中国封建制度下以天然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而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典权制度已经无法完全适应市场主体对资金融通的需求，实践中已经很少采用。因此，典权并未出现在我国的正式成文立法中，仅因为民间尚存在一定量的房屋等财产的出典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才对此有所涉及。我国长期以来存在“典”、“当”不分的情况，将两者合称“典当”，究其原因是对“典”与“当”的概念混淆所致，但由于实践中“典当”的提法已经约定俗成，故本文就以典当称之。

现代典当业实现了“典”与“当”在各自功能上的融合，契合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各主体在生产活动中对现金流的需求，在保留了借款人对当物的用益物权前提下，更容易为借款人所接受。但由于种种原因，典当行业的立法相对滞后，仅采用了部门规章的形式进行了行政管理。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3条的规定，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根据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现代典当合同至少包含了两个法律关系，即当户与典当行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与物权担保关系。与典权相比，现代意义上的典当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差异。

首先，法律性质不同。用益物权是典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典权人获得了对典物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而担保物权亦为典权的组成部分，承担了一定的融资功能。根据《典当管理办法》对于典当的定义，我们认为，现代典当功能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传统的用益物权与物权担保并存转向了单纯的融资与物权担保。

其次，抵押物的类型不同。典物为不动产，如房产、田地等，而且当物必须转移占有。而现代典当的当物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范畴。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3条的规定，房产与动产，甚至财产性权利均可作为当物，在约定房产抵押的情况下，当户甚至可以不用转移房屋的占有权。

可见，现今所称典当与传统的典权相比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流通性功能更强。司法实践中，对于是否构成典当法律关系需要审查三方面的要件：一是典当行是否持有商务部颁发的《典当经营许可证》；二是当事人是否已就建立典当法律关系达成了合意；三是是否存在真实、合法的当物。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的规定，物权担保是典当的关键构成要件。实践中，有的典当行为获取利息收益，对当物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疏于审查，而当户则通过虚构当物的方式获取了当金，因此，在当物不真实、不合法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并不构成典当法律关系。二、典当合同的成立与效力问题

（一）典当合同是典型的诺成合同

典当合同是包含借款合同和物权担保合同综合体，根据典当在商业实践中的一般流程，典当行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一般只在担保物权设立以后方才交付当金，从外观上看，担保物权的设定与当金的交付存在必然的先后和因果关系，加之典当合同中金钱债务与担保物权的不可分割性，因此有观点认为，典当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即典当合同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成立要件：一是当户交付当物，二是典当行交付当金。[5]笔者认为，该观点混淆了合同成立与生效要件的概念，值得推敲，理由如下。

1.典当合同不属于《合同法》所规定的实践合同

虽然《合同法》制定时未曾对典当合同进行专门规定，但并不代表典当合同没有法律适用依据，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典当合同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来选择适用的法律，即借款合同关系与物权担保合同关系，《合同法》与《物权法》 对该两种合同在一般情况下均认为是诺成合同，即双方只要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合同即告成立并生效。从合同成立要件的类型划分上看，《合同法》对合同的成立要件采用了以诺成合同为主、实践合同为例外的基本原则，该法明确规定的实践合同类型并不多，如赠与合同、保管合同等寥寥数种。对于借款合同，《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虽然该规定对自然人之间的借款采用了特殊规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仅将交付借款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而非成立要件，故《合同法》仍将借款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

对于物权担保合同，我国立法尽管对担保物权的设立要件存在观念上的变迁，但《担保法》也仅认为办理登记是需要办理抵押登记的物权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件而非成立要件，而在《物权法》采用了区分主义的原则以后，物权担保合同的诺成性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成为了一个被普遍接受并遵循的原则。综上，无论从现有成文法律依据还是从法律关系实质分析，均无法得出典当合同为实践合同的结论。因此认为典当合同是实践合同的观点，是没有对《物权法》的立法精神理解透彻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