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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侵权责任法》施行可能给幼儿园等低龄教育机构带来的影响/裴兴伟

时间:2024-07-22 21:15:11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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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侵权责任法》施行可能给幼儿园等低龄教育机构带来的影响

裴兴伟


  经过四次审议,历时七年终获通过的《 侵权责任法》施行在即,这部法律所涵盖的内容丰富,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将各种典型的侵权行为形态收录其中,是民法界的一件大事,当然也是中国迈向法治的重要一步。
  因为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笔者偶然有机会与几位低龄教育机构(幼儿园、低年级小学等为10岁以下的孩子提供教育机会的学校)的管理人员谈及《侵权责任法》给这些教育机构带来的影响,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大多数幼儿园和小学的管理者对于学生伤害事故责任认定的理解依旧停留在原有法律法规的规定上,根本没有意识到新法的内容对此已经作出了重大变化,《侵权责任法》加重了低龄教育机构在学生伤害事故中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这种风险的加重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低龄教育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机会将大幅增加,他们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这些管理者固有的观念的确让人忧虑,低龄教育机构在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地位举足轻重,孩子们在这些学校的经历可能会影响他们一生。而当一部法律的实行可能给这些教育机构的行为模式带来根本性影响,甚至是一场变革时,身处其中的管理者们却浑然不觉,这无疑将为低龄教育机构带来较大负面的影响,随之而来的可能将会阻碍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不利于教育机构的正常运转,同样也会波及孩子们在这些学校快乐健康的成长。因此,对这次《侵权责任法》施行给低龄教育机构在学生伤害事故中责任认定上带来的变化进行一番剖析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正是基于上述想法,笔者写成此文,希望能够引起低龄教育机构管理者的重视,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积极应对法律变化带来的营运风险。
  一、 新旧法律分别对于学生伤害事故是如何规定的。
  (一)原有法律法规对低龄教育机构在学生伤害事故中承担责任
的规定。
  在《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各级法院在审判和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依据主要有《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通意见)、《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解释)、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这其中主要适用的是《民法通则》、《民通意见》和《人身损害解释》中的有关内容,尤其《人身损害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成为了近几年审判学生伤害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
  (二)新的《侵权责任法》关于学生伤害事故的规定。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第三十九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注意这里专门对无行为能力人(十岁以下)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十岁到十八岁)受到伤害时的处理分别进行规定,三十八条针对的是无行为能力人,三十九条针对的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正是这个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让低龄教育机构承担责任的方式产生了重大变化,给他们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二、新法的变化加重了低龄教育机构在学生伤害事故中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性,增加了教育机构的营运风险。
  (一)归责原则的变化。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带来的变化简单说就是对侵权
  行为归责原则的变化。所谓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是指在行为人的行为致人损害时,根据何种标准和原则确定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是侵权行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侵权行为法的核心,决定着侵权行为的分类、侵权行为的构成、举证责任的承担以及免责事由等重要内容,它既是认定侵权行为的构成和处理侵权纠纷的基本依据,也是指导侵权损害赔偿的准则。
  《侵权责任法》颁布前法院适用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所谓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是指以当事人存在过错作为侵权行为必备要件的归责原则。这就是说一旦学生在学校出现伤害事故,如果要追究教育机构的责任,需要判断教育机构是否存在主观过错,以此作为教育机构是否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由于受害人要证明学校等教育机构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存有过错的难度较大,因此以往由学校对学生伤害事故承担责任的情况并不多见,以笔者处理过的多起学生伤害事故纠纷来看,仅有一起事故是由学校承担了事故大部分(承担70%)损失,多数情况下,往往由于当事人无法证明教育机构存在过失而导致败诉。
  今年七月一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将归责原则由过错责任原则变化为过错推定原则,所谓过错推定责任是指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看似只有两个字的不同,却将会为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当事各方尤其是教育机构方的责任承担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用一个笔者所经历过的简单例子就可以说明这种归责责任的变化在实际工作中会给教育机构带来什么样的不同。最近笔者接触到一起简单的幼儿园幼儿伤害事故,事发当时全体幼儿正在教室由老师组织集体教学活动,其中一个孩子尿急要上厕所,由于教室挨厕所近,平时一般都由孩子自己上厕所,因此老师同意孩子自己去解便。结果孩子刚跑到教室门口,在没有碰到任何东西的情况下,由于重心不稳摔倒,导致腿部踝关节骨折,送往医院后经过一段时间治疗方得恢复。这起简单的事故是一场意外造成的,按照原有的法律幼儿园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孩子的监护人对此有异议认为不是意外事故,需要拿出证据证明幼儿园在孩子摔跤的过程中存在疏忽,要做到这点非常难。但上面这种情况在七月一日以后将会有所不同,因为新的《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要求幼儿园需要对监护人的质疑出示证据,证明自己在孩子摔跤过程中没有过错,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种情况怎么证明?孩子摔跤是常有的,事情发生又那么突然。好了,如果幼儿园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失,那么他们将会为这次意外承担赔偿责任。在上述案例中,以前是由监护人来证明幼儿园存在过错,很多情况下很难取得这样的证据,现在转而由幼儿园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没有错,有些情况下这样的证据是无法收集的,实际上法律这样规定加重了幼儿园的举证风险,也就加重了幼儿园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性。从法律专业的角度讲变化主要体现在举证责任方面,由一般举证原则—“谁主张谁举证”转变为“举证责任倒置”。当然,举证责任的变化带来的后果将是巨大的,相同案件由于不同的举证责任会导致完全迥异的两个判决结果,上面案例就说明了这点。这就是归责责任变化给低龄教育机构在实际工作中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为什么变化只是针对低龄教育机构?
  《侵权责任法》在规定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时,区分了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通则第十二条对未成年人的定义,无行为能力人是指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当然还包括精神病患者,后者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这次《侵权责任法》只是对10岁以下的无行为能力人所在的教育机构的责任承担进行了改变,并没有改变年龄段学生所在教育机构的责任承担。探究立法者的原意,我们不难看出,这样规定是出于无行为能力人在教学与生活中自身行为能力和对事物的认知能力的极度欠缺的考虑,他们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和保护。
  四、 低龄教育机构应如何应对。
  低龄教育机构在面对法律作出的这样一种巨大的变化,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必过分的紧张,应该调整心态积极应对,做一些实际工作尽量抵消这些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关如何加强学生安全保障方面工作,在教育机构的相关工作规程以及教育机构的日常工作和管理部门文件中已是经常学习,在此不再赘述,笔者仅就这次法律作出的变化站在教育机构的立场上提出一点自己的建议,希望能够给这些低龄教育机构的管理者一些启示。
  (一)安排专门进行安全教育的课程,建立校外“安全巡查员访问”制度。
  低龄教育机构在对孩子的授课中应当安排专门的安全教育课程,根据儿童的认知能力因材施教,进行相关的安全知识讲授,必要时应以表演方式寓教于乐。同时加强安全隐患的经常性排查,一旦发现立即排除绝不拖延。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是聘请校外“安全巡查员访问制度”,这些“安全巡查员”可以是社区工作人员,学生家长或学校法务人员,由他们在每月某个时间段内不定期的访问学校,以校外人的眼光巡视整个学校的安全问题,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排除。建立“安全巡查员访问制度”的好处是以校外人的眼光来发现问题,找到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由于长期身处校园,校内的管理者容易对一些本是安全隐患的问题视而不见。当然,学校对于安全问题的自查自纠也应当是长期性和经常性的。
  (三)针对学生进行的安全教育和对安全进行的专门管理应当建立档案备查。
  对学生进行的安全教育情况需要由班级教师进行记载,由学校专人汇总后建立档案,对安全工作进行的专门管理也应如此。建立安全工作档案的目的一方面可以从记载的内容中发现问题,寻找对策,积累好的经验;另一方面也为学校在学生安全教育和管理方面作出的努力留下依据。
  (四)加强对特殊儿童的关注度和建立教育档案。
  每个学校总会有个别较为特殊的孩子,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与正常孩子相比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些孩子需要学校和老师的特别关注。学校首先应该建立起这些孩子的专门档案,针对这些孩子的行为特点让他们的老师给予特别的照顾,尽量防止这些孩子因为自身缺陷受到伤害,当然这种照顾的内容也应当记录在案。
  (五)强调学校领导和教师的证据意识。
  一旦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应当及时对受伤学生进行救治,在紧急救治结束后学校领导和教师应当立即对事故现场的各种情况进行拍照,保留相关证据。同时这些当事教师应该强化证据意识,保护好事故现场,避免因现场混乱给取证带来破坏,不利于今后的证据出示。
  一部法律的公布施行总会给社会生活带来一些变化,作为法律实务工作者,笔者最不希望看到的是由于《侵权责任法》的施行后与我们正在积极倡导的素质教育理念相冲突,造成教育机构在教育实践中更加谨小慎微,导致孩子失去许多的教育机会。因此我们只有明确教育机构的风险在哪里,让他们明白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才能积极地做好防范工作,把大部分精力专注于孩子的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事关一个国家民族的百年大计,如何让我们的下一代更加健康成长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关注的事情,如果低龄教育机构能够在合理规避营运风险的情况下,提供给孩子们更多的学习和锻炼机会,那将无愧于教育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作者:裴兴伟。工作单位:四川金座标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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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农村水利劳动积累工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安徽省蚌埠市人民政府


蚌 埠 市 人 民 政 府 文 件

蚌政〔1999〕18号

关于印发《蚌埠市农村水利劳动积累工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蚌埠市农村水利劳动积累工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蚌埠市人民政府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蚌埠市农村水利劳动积累工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快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增长,根据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村水利劳动积累工(以下简称劳动积累工),是指通过劳动积累的方式,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进行水利建设的一项用工制度。
  第三条 凡年满18周岁以上、男55周岁(女50周岁)以下具备正常劳动能力的农民,都有承担劳动积累工的义务。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应在户口所在地承担劳动积累工。
  因病、伤残不能承担劳动积累工的,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可以减免。
  第四条 每年每个农村劳力要保证完成20个水利劳动积累工。水利条件差、建设任务重的地方,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劳动积累工数可适当增加,但增加的数量最多不能超过5个。
  第五条 每个农村劳力每年应完成积累工数量,年初在当地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统一印制的农民负担监督卡中载明。乡、村两级要建立劳动积累工帐册,登记每年实际完成的积累工数量,每年年终结算一次。
  第六条 劳动积累工,由乡人民政府商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用工计划,经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年终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张榜公布用工情况,接受群众监督。
  第七条 劳动积累工由县、乡两级根据当地水利总体计划和分年实施计划安排使用,优先安排投入小、见效快的工程项目。
  第八条 劳动积累工主要用于:
  (一)乡、村范围内的防洪、灌溉、排水、供水、水土保持等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维修和更新改造;
  (二)流域面积在30平方公里以下的小流域治理;
  (三)结合水利兴修进行村庄、道路建设。
  上述范围不包括国家大中型水利基建工程、江河防汛抢险和农民承包范围内的土地平整、田间沟渠整修用工。
  第九条 农户联办或独办以及采取投工入股兴办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其用工应视为水利劳动积累工,计入年终结算。
  第十条 劳动积累工出工应坚持农闲集中突击与常年兴修相结合,以农闲出工为主。
  劳动积累工以出劳为主,本人要求以资代劳的,应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批准。以资代劳的资金使用,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对工程量大,用工较多,依靠本乡劳力当年难以完成的水利工程,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由县人民政府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统一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县、乡两级政府负责劳动积累工的使用和管理。各级水利部门负责搞好规划和计划,并对农村水利建设用工情况进行检查、监督、指导。
  第十三条 对违反规定增加的农村水利劳动积累工,经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核实,由乡人民政府在下年度用工计划中扣减,或者由用工单位按标准工日给予农民出工补贴。
  第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可以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一)严格执行本办法,认真履行规定职责,成绩显著的;
  (二)用工效益好,管理规范,有突出贡献的。
  第十六条 各县(区)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农经委、市水利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有关规定”

杨红良


  近日,我代理的一桩商事仲裁案件终于结案了,但接到裁决书后却又徒增了一份不安和不解。这份立即生效的法律文书,对作出裁决结果的实体性法律依据的解释可谓语焉不详、遮遮掩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规定”。面对当事人“有关规定到底是什么规定”的询问,我无言以对,但还是表示不同意他们认为这个案子审理中“有猫腻”的看法,虽然内心多少有点疑惑和矛盾。
  我们经常看到“有关部门”这个词语,且多半在政府公文中出现。这种用法,其实古已有之,原来叫做“有司”,意思是与所涉及的行政事务有关的职能部门。政府公文中不具体明确哪几个部门应该干活,而只是说“有关部门”,目的在于让相关的职能机构都按照职能分工各负其责,以免有的部门自觉不自觉、有理或无理地以自己部门不是主管部门为由而推脱责任,以致最终无法落实工作。所以,指令和安排行政事务时用这个“有关部门”,可以说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当然,至于少数部门接到这样的通知或红头文件后仍无动于衷,且以“又没有规定是我们部门”为其不作为寻找理由的,则另当别论。
  但法律裁判文书就不一样了。法律裁判文书是对诉诸公堂的当事人自己已经没法调和的矛盾作出的决断,并且是以法律和公权力的形式和名义。尽管要面对社会公众,但法律文书首先和直接面对的是当事人各方。诉讼也好,仲裁也罢,一旦国家法律体系中有了对实体权利义务的明确规定,就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来断案,而不能再依赖司法人员或司法机构的主观臆断和善良愿望。当然,在极端情况下,有的案件中确实会涉及当前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的内容,这就要依赖司法的主观能动性了,西方世界的“自由心证”,在此意义上有其合理成分。但是,无论如何“心证”,总归还是要回归到现有的基本法律规定,相信目前我国的司法人员已经早已超越了只熟悉道德而不知法律规定的水平。这种规定,也就是裁决的法律依据,对司法人员和司法机构来说,可能已经烂熟于心,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则可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所以,司法文书中应当有个明确的交代:这个结论得以作出的究竟是哪部法律,是这部法律的第几条、第几款?只有这样,才能让拿到等待已久的结果的当事人口服心也服,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定纷止争,即便不服,也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后续救济措施。
  以“有关规定”作为结论依据的司法裁判文书,肯定不是仅此一份,但真的希望以这样的司法裁判文书越来越少,直至没有。参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基本原则,这一愿望当不为过。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杨红良律师
2009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