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与法治变革

张鹏


摘 要：法治的变革应该立足于在尊重中国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对本土资源进行不断挖掘，同时也要带有文化批判性移植外国先进的法律模式。但无论是来自于本土的法律还是空降而来的法律，其最终的目的都在于约束和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在形式平等的平台下，给予个人获得最大幸福的无差别的资格。因此，如何培养社会成员的守法意识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法律移植；本土资源；法律文化；守法意识


　　历史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将我们一步一步推向了近代化与现代化甚至于后现代的路途，而不论是捷足先登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步履维艰的发展中国家在其步入这条极具复杂性和危险性的远程时，都会无一幸免地陷入改革的困境。而这种改革的波浪却不会因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变迁而止步不前，更重要的是它要在那些以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的国度里将这种变革的浪潮扩大化之后方才善罢甘休。而对于正处于近代化与现代化以及鲍德里亚笔下的后现代化的交错环境当中的中国而言，这种由全球化的浪潮和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外文化的强烈碰撞所引起的宏大的改革则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尤其是在法治模式的普世化与本土化这一场域里，改革则更具有挑战性。
　　其中关于法律的移植、法治建设与本土资源这一话题在中国的法学界却引来了激烈的纷争。支持以纯粹性的法律移植作为我国法治变革的主要手段的先论者认为：在国际法治趋同化的浪潮当中我们不应该固守本色，而应该通过法律的移植积极合理的引进外国先进的法律制度，以此来达到弥补我国法治建设当中的不足和与世界接轨的目的。同时企图通过国家强制力强行实施那些经过理性简单加工的空降式的法律。而作为强调以本土资源作为我国法治生长基本土壤的反对派的代表的苏力而言，这种空降式的法治变革模式实在不足取。其在《变法，法制建设及其本土资源》一文当中阐述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认为，法律的移植不仅仅是对外国法律本身的照搬或是经过理性加工之后的简单适用，而是对外国法律背后的传统习惯的批判式的挖掘性引进。同时他认为我国的法治改革应该立足于对本土资源和当代社会的全面背景的充分考虑。他意识到一个民族的生活缔造了这个民族所赖以信任的法制，而法学家所创造的却仅仅是关于法治的理论，任何社会只有在本土资源中才能找到它存在的意义。其中对本土资源论的提出则是对对盛行的法制建设的“现代化方案”进行的反思和挑战。他认为不论是变法还是法治的实现都需要对本土资源的深切关怀。政府推进性的现代化与法律移植上升为简单倾向化，都值得我们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基于对传统习惯与法治变革的思考苏力首先从重新理解法律本身入手，他极力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法律本质及其功能的工具性定性。他认为法律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变革，而在于为人们的行为生活提供一种预测，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除了成文法之外，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的各种习惯和惯例也具备这样的功能。上述关于法律的预测性功能的阐述与美国大法官关于“律师的行动是一门预测的艺术”这一论断颇为相似，都是为了向特定的或是不特定的受众提供一种大致确定的预期。作为本次报告人的莫静在其《法律演进与法律发展中的本土资源的继承》一文当中，对于苏力在其《变法，法制建设及其本土资源》一文当中的所有论述给予了不加批判式的高度赞扬。同时，她认为法律和习惯作为制度形式的两种形态，都具有这种提供相对确定的预期的功能。而且习惯较之法律而言，更符合人类意识中的常理，因而易于被接受与认同。
　　对于苏力以及莫静在其文章中关于“在法律移植的同时，更需要对本土资源即古代法治模式和现代生活习惯和惯例的批判式得提炼与升华”这一论述我表示赞同，但对于苏力仅仅从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挖掘应该迎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视角来论述变法与法治的问题我认为其论述的角度过于片面。苏力立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论断而过分地注重经济发展对于法律的影响这一点我不敢苟同。而莫静试图通过制度经济学当中利科的相关理论对法律的显功能与习惯的潜功能作出比较性的分析，但由于其行文的片段性和不连贯性，导致了其制度经济学的论述陷于了中途夭折的境地。其在开篇所引用的利科的观点从全文来看则略显缀余。但无可否认，莫静试图通过制度经济学的范式分析法治变革的思路是很独特的。事实上，莫静在其行文当中也已经潜移默化地承认了苏力关于法律与市场经济绝对相关性论述视角的正确性。
　　而我认为法律的发展与市场经济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关性，但作为影响法治变革的因素来讲却过于单一。法律作为民族文化当中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民族对于法律的态度和认识。每一部能够为民众提供大致确定预期的法律其本身都承载着该民族的法律文化和民族传统。法律文化是以法律和法学为基础的社会人文范畴，它包括语言、行为、情操、观念、精神、传统、风尚、以及社会生活环境等非常丰富的内涵。且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下，则具有不同的法律文化。虽然法律文化的基调应该是以公平正义和法律权威为核心的法治精神，但在不同的法环境当中其具体内容却有所不同。这一点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就指出了法律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等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关联，所以：“为某一国国人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国民的；所以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因此，对于法治变革与本土资源的研究和论述更多的应该从法律文化的角度给予更为宏观的关注。社会当中的个人无不处于社会文化的统摄之下，当然作为社会文化当中的互动主体也同样受到法律文化的熏陶和长时期的感染。同时作为法律文化的载体，由于其与法律文化的长期互动，个人已经在潜意识上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虽然，每个人的理性和法律观念基于个人的生活情景不同而表现出略微的不同，但只要是在同一法律文化当中不断熏陶过的人，其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却总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倘若从法律的行动逻辑这个角度来讲，不同的民族则拥有不同的行动逻辑和守法逻辑，而这种法律的行动逻辑和守法逻辑本身乃是法律文化的一种集中体现。
　　基于这样的一种民族性的守法逻辑，个人对于空降而来的法律自然难以给予法律应有的信任和起码的遵守。在这种意义上讲，法律的移植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法律本身，而更多的则是法律条文背后所承载的外国的法律文化。因此，在试图通过法律移植这样的方法简单弥补我国现阶段法律暴露出来的不足的同时，我们似乎应该考虑到外国的法律文化能与我国的法律文化相融合吗？其次，倘若能够融合，那么融合所需要的时间究竟有多漫长呢？因此我们不等不对于法律移植所引起的法治成本做深入的考虑，以及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影响做充分的考虑。而作为能够提供确定预期的另外一种规则的习惯和惯例则显现出了它所独有的优越性。习惯和生活惯例本身就是法律文化的一个方面，因此其根本不存在与现有法律文化格格不入这样的问题，所以立足于本土资源和社会背景来对我国的法治进行变革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同时如前面所提到的法律与民众之间的互动时间也会因此而大大缩短，对于减少法治变革的成本来说也更容易获得法律应有的社会效果。但我并不是否认法律移植在即使弥补法律漏洞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和法律移植的必要性，不过这种移植应该是一种带有文化批判性的移植。
　　不过，我们在密切关注法律是移植来的好还是取自于本土资源的好这一问题的同时，却往往容易忽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被移植来的与本土法文化不一致的法律不一定就难以取得法治的社会效果，同样从本土资源挖掘出来的法律也不一定就理所当然的拥有合理性，当然的取得民众的信任。富勒对法治所因该具有的属性归结为以下八点：第一，法律的普遍性原则；第二，法律应当公布；第三，法律不能溯及既往；第四，法律应当明确；第五，法律规则不能相互矛盾；第六，法律不能要求人们去做无法做到的事情；第七，法律应当稳定；第八，官方行为与法律必须一致。富勒强调，以上原则是法律的内在道德的要求，缺一不可，否则不单是导致坏的法律制度，而是导致一个根本不宜称为法律制度的东西。而我认为，移植过来的法律或是来自于本土资源的法律之所以往往难以实现与受众的完美互动，其症结并不仅仅在于其思想理念与传统习惯或时代所需相去甚远，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法律的合理性、稳定性与正义性、民众的守法意识的强烈程度、以及基于法律的彻底执行而带来的民众对于法治的信任度这三个方面来决定的。我想美国作为一个相对没有历史与传统的移民国家，其社会体系完全是由陌生人所有机组成的。但作为社会当中的个体或群体则必然存在着先前的行为习惯或是习俗。然而当美国将英国法律空降式的移植过来的过程当中，却并没有出现像中国法治这样结局。我想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律的严格执行增强了守法主体对于法律的高度信任。我认为这一点在以上所提到的三点当中最为重要。因此，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如何培养守法主体的守法意识，如何严格执行法律提高民众对于现行法治模式的信任度。
　　居民的守法意识是法治意识的一种构成要素，是个人按照法律的原则或规则选择自己行为方式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守法意识的结构主要包括程序正义、合法性问题、法律信任尺度、法律心理、法律思维、法律社会化等方面。而法治的根本目标在于约束和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在形式平等的平台下，给予个人获得最大幸福的无差别的资格。那么如何使社会成员拥有守法意识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法社会学当中对居民守法原因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视角：工具主义视角和规范意识视角。法社会学家认为居民守法的动机和原因受到多种因素的作用，其中主要有社会环境因素和个人主观因素。而我认为培养社会成员守法意识的过程是一个法律制度与社会大众不断互动的过程。作为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的布鲁默认为，社会是人际间符号互动的结果，人类社会的最典型特征就是符号互动。人类社会的互动并不是相互之间行为的简单反应，而是总是对对方的行为作出自己的解释和定义，并以此作为行动的依据而进行互动。同样作为法律制度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相信任也是通过互动的过程来实现的。而倘若从分析法学派的角度入手，则这种互动更直接的表现为法律的制定者与法律的受众之间的互动过程，当然这种互动并不像米德所说的“刺激——反应”这样来的简单，其中则更多的参杂着互相博弈的内容。这种互动的行为应该包含法律的严格执行、法律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社会成员对于公民义务的善意履行等一系列法律行为。同时，这样的互动也体现了法律文化不断社会化的过程，即法律文化的渗透过程。但对于如何互动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和技术性的问题。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烟草专卖管理规定（2004年修正）


（1997年3月7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54号公布 根据2004年6月28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111号公布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修订部分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烟草专卖管理，保护烟草专卖品的合法生产和经营，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财政收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和运输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烟草专卖品是指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械。

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统称烟草制品。

第四条 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依法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

第五条 厦门烟草专卖局主管本市烟草专卖工作，依法对生产、经营和运输烟草专卖品的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

工商、公安、交通、邮电、技术监督等部门，应依法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同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开展烟草专卖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教育，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劝阻青少年吸烟，禁止中小学生吸烟。

第七条 对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和本规定做出突出成绩及检举和协助查处烟草专卖违法案件有功单位和个人，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第二章 烟草专卖许可证

第八条 开办烟草制品生产的企业，必须依法申领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

第九条 经营烟草制品批发业务的企业，必须依法申领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

第十条 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由厦门烟草专卖局或其指定的下一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证。

第十一条 从事烟草专卖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在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后，依法办理工商登记。

第十二条 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及时向原发证部门办理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变更或注销手续，并相应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手续。

（一）企业合并、分立、撤销的；

（二）企业改变名称、住所、营业场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企业类型、营业范围的；

（三）歇业或终止经营的。

第十三条 经营烟草制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烟草专卖许可证登记的经营地点和方式经营。

烟草专卖许可证应放置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

第十四条 禁止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烟草专卖许可证。

第三章 烟草专卖品生产和销售

第十五条 烟草制品生产企业必须执行国家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限量生产规定和国家标准，并按工艺规范进行生产，不得违反规定使用有害的添加剂和色素。

第十六条 烟草制品商标标识必须由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定点的企业印制，未经定点的企业不得印制。

第十七条 卷烟、雪茄烟和有包装的烟丝必须申请商标注册，未经核准注册的，不得生产、销售。

第十八条 禁止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和霉坏、变质的烟草制品。

第十九条 禁止销售非法进口的卷烟、雪茄烟和印有“专供出口”字样的国产卷烟、雪茄烟。

第二十条 持有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企业，从事跨省、跨地区烟草制品调拨、批发的购销业务，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其他单位和部门不得跨省、跨地区进行烟草制品的购销业务。

第二十一条 持有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企业，不得向未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批发烟草制品。

第二十二条 禁止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发布烟草广告。

禁止在各类等候室、影剧院、会议厅堂、体育比赛场馆等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广告。

第四章 烟草专卖品运输

第二十三条 烟草专卖品的运输实行准运证制度。托运或自运烟草专卖品必须按下列规定持有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烟草专卖品准运证，无准运证的，承运人不得承运。

（一）跨省运输进口的烟草专卖品、处理走私的烟草专卖品、国产烟草专用机械的，应持有国家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烟草专卖品准运证；

（二）跨省运输国产烟草专卖品、省内运输进口烟草专卖品、依法没收的走私烟草专卖品或国产烟草专用机械的，应持有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烟草专卖品准运证；

省内运输国产烟草制品的，应持有效的随货票据。

第二十四条 在海关监管下的烟草专卖品的转送运输，依照海关的有关规定办理运输手续。

第二十五条 邮寄以及进出本市携带烟草制品的，不得超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规定的限量。

第五章 罚则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和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生产、经营烟草制品的，处违法生产、经营总值20％以上50％以下罚款；

（二）承运人明知是烟草专卖品而为无准运证的单位、个人运输的，处违法运输烟草专卖品总值10％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无准运证或超过准运证规定数量托运、自运烟草专卖品以及超量携带卷烟、雪茄烟数量较大的，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可按国家规定收购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并处以违法运输烟草专卖品或超量携带卷烟、雪茄烟总值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有下列情节严重行为之一的，没收违法托运、自运或携带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

（一）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超过5万元或运输卷烟数量超过200件（200万支）的；

（二）运输烟草专卖品被处罚2次以上的；

（三）使用改装、伪装运输工具逃避检查的；

（四）运输非法进口的卷烟、雪茄烟或标有“专供出口”字样的国产卷烟、雪茄烟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违法经营烟草制品总值20％以上50％以下罚款：

（一）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跨省、跨地区进行购销烟草制品业务的；

（二）无证经营罚没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的。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不及时办理烟草专卖许可证变更、注销手续和不按烟草专卖许可证登记的经营地点、方式或不亮证经营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销售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和印有“专供出口”字样国产卷烟、雪茄烟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尚未销售的卷烟、雪茄烟，并处销售总值20％以上50％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买卖、出租、出借烟草专卖许可证和准运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伪造、变造烟草专卖许可证、准运证和买卖烟草专卖许可证、准运证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处违法经营总值10％以上30％以下罚款；

（二）非法印制烟草制品商标标识的，销毁印制的商标标识，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三）生产、销售未经注册商标的卷烟、雪茄烟、有包装的烟丝的，处生产、销售总值的20％以上50％以下罚款；

（四）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和霉坏、变质的烟草制品的，没收尚未销售的烟草制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倒卖烟草专卖品的，没收倒卖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并可处以倒卖总值20％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玩忽职守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当事人损害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1997年4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