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印发《广州市劳动用工备案和就业失业登记办法》的通知

穗劳社就〔2008〕2号

各区、县级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广州市劳动用工备案和就业失业登记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请迳向本局反映。

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二○○八年三月四日

　　(承办处室：就业处，联系电话：83318519)

广州市劳动用工备案和就业失业登记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劳动用工备案和就业失业登记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劳动保障部《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广东省流动人员劳动就业管理条例》、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劳动保障厅关于推进城乡统筹居民就业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06〕4号)以及省劳动保障厅《印发广东省劳动保障厅关于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的试行办法的通知》(粤劳社〔2006〕125号)，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企业、社会团体、个体经济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进行劳动用工备案和就业登记，适用本办法。

　　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愿望的本市常住户籍城镇劳动者、本市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者，以及进入本市就业的流动人员，进行就业或失业登记，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工作。

　　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机构负责指导、协调全市各级劳动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办理劳动用工备案以及就业和失业登记。

　　本市各级劳动就业服务管理机构负责具体经办劳动用工备案以及就业和失业登记工作，也可由街(镇)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办理上述工作具体事务。

　　本市各级残疾人联合会所属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委托，负责残疾劳动者的就业和失业登记工作。

　　市、区(县级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机构，街(镇)劳动保障服务机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简称为就业服务机构。

　　第四条　全市统一实行城乡一体化就业失业登记凭证制度。《广东省就业失业手册》(以下简称《手册》)是劳动者就业和失业登记的载体，是记载劳动者就业和失业状况、进行就业和失业登记、享受公共就业服务和再就业扶持政策、参加社会保险并享受待遇的凭证。

第二章　《手册》的发放和管理

　　第五条　《手册》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统一制作，各级就业服务机构负责免费发放。

　　第六条　本市户籍的劳动者初次申领《手册》，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以及小一寸彩照两张，并据实填写《广州市劳动力资源登记表》，向受理的就业服务机构申领。

　　流动人员初次申领《手册》，需提交身份证复印件以及小一寸彩照一张。属于用人单位招聘的，由用人单位办理劳动用工备案时，向受理的就业服务机构申领;属于自主创业、灵活就业或以自由职业形式实现就业的，由劳动者在办理就业登记时，向受理的就业服务机构申领。

　　就业服务机构受理后，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核发《手册》

　　第七条　劳动者在失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或从事自由职业期间，《手册》由其本人保管。劳动者被用人单位招用的，在工作期间，《手册》由用人单位保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终止)劳动关系的，应在解除(终止)劳动关系15日内，将《手册》及其它个人资料交劳动者本人。

　　第八条　劳动者或用人单位遗失、损毁《手册》的，应及时向最近一次办理失业登记或就业登记备案的就业服务机构报失、申请补发，并提交劳动者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小一寸彩色照片两张，据实填写《申请补发〈广东省就业失业手册〉登记表》。

　　就业服务机构受理后，在15个工作日内核实申办材料并向申领人发放新《手册》，在《手册》内记载最近一次失业登记记录。

第三章　劳动用工备案

　　第九条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应当把一份劳动合同交劳动者本人，并由劳动者在《广州市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增减员表》上签名确认。用人单位自招用劳动者之日起30日内，到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劳动用工备案和为劳动者办理就业登记(以下简称劳动用工备案)。

　　用人单位续用流动人员，应自续用之日起30日内办理劳动用工备案;在劳动合同期内与流动人员解除劳动关系，应自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15日内办理劳动用工备案。

　　第十条　用人单位初次办理劳动用工备案时，应当向就业服务机构提交以下资料，办理用工主体资格登记手续：

　　(一)《广州市劳动用工单位资料登记表》;

　　(二)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原件、复印件;

　　(三)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副本或者企业(个体经济组织)营业执照副本的原件、复印件。

　　新成立的用人单位，自成立之日起30日内，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办理登记手续。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之日起30日内，应到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劳动用工主体变更登记手续。

　　用人单位因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投资人、经营地址等劳动用工主体登记事项发生变化，应在发生变化之日起30日内，到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办理劳动用工备案须提交如下材料：

　　(一)劳动者的身份证复印件;

　　(二)劳动者的《手册》原件;

　　(三)经劳动者签名和用人单位盖章的《广州市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增减员表》一式三份及其电子版;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证件。

　　用人单位招用流动人员的，还须提交劳动者在本市的暂住证明和有效的计划生育证明复印件;办理流动人员续用、解除劳动关系的劳动用工备案手续，只须提交《广州市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增减员表》一式三份及其电子版。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用工备案材料齐全的，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即时受理办结，并在《广州市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增减员表》和《手册》上加盖“劳动用工备案专用章”;对人数较多、无法即时办结的，可以与用人单位约定办结时间。

　　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用工备案材料不齐全的，就业服务机构应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用人单位需要补充的全部材料。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凭劳动用工备案的《广州市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增减员表》及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规定提供的有关材料，到相关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加社会保险手续。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填写《手册》，并于解除(终止)劳动合同之日起15日内，凭《广州市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增减员表》、《手册》及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规定提供的有关材料，到相关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停止缴纳社会保险手续。

第四章　就业登记

　　第十六条　劳动者通过自主创业、灵活就业或以自由职业形式实现就业的，应在就业后30日内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就业登记，提交如下材料：

　　(一)身份证复印件、《手册》;

　　(二)《广州市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增减员表》一式三份并签名或盖章;

　　(三)属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民办非企业的自主创业劳动者，还须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的原件、复印件，填写《广州市劳动用工单位资料登记表》并加盖公章;

　　(四)属在未列入单位社团登记、民办非企业登记统计和未进行工商登记注册的组织提供的岗位从事灵活就业的劳动者，还须提供与雇主签订劳动协议书。

　　第十七条　通过自主创业、灵活就业或以自由职业形式实现就业的劳动者凭劳动用工备案的《广州市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增减员表》及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规定提供的有关材料，到相关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手续。

　　第十八条　自主创业、灵活就业或以自由职业劳动者终止就业的，凭《广州市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增减员表》、《手册》及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规定提供的有关材料，到相关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停保手续。

第五章　失业登记

　　第十九条　本市失业人员到户籍所在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失业登记;现处于失业状态，失业前在本市稳定就业满6个月的流动人员可到暂住所在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失业登记。

　　本市失业人员进行失业登记时，须由本人亲自办理，如实填写《广州市失业登记表》并提交户口簿、《手册》及如下材料：

　　(一)属学校毕(肆)业生且未有就业经历的，凭毕业证书或学校毕(肆)业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二)与用人单位(雇主)解除劳动关系的，凭原单位(雇主)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或解聘证明。

　　(三)从事个体经营、开办私营企业或民办非企业的停业人员，凭工商行政部门或民政部门出具的停业证明。

　　(四)原从事灵活就业或自由职业人员凭社会保险停保凭证。

　　(五)按政策规定迁入本市户籍的无业人员，凭其相关入户通知或证明。

　　(六)属复员退伍军人、随军家属未安置就业的，凭安置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或证件。

　　(七)刑满释放、假释、监外执行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及社区矫正对象，凭司法(公安)部门证明或户口所在街道办事处(镇政府)证明。

　　稳定就业满6个月的流动人员可以在本市进行失业登记，并于失业后180天内由本人亲自办理，如实填写《广州市失业登记表》并提交《手册》、身份证、暂住证、计生证的原件和复印件及如下材料：

　　(一)与用人单位(雇主)解除劳动关系的，凭原单位(雇主)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或解聘证明。

　　(二)从事个体经营、开办私营企业或民办非企业的停业人员，凭工商行政部门或民政部门出具的停业证明。

　　第二十条　就业服务机构受理失业登记申请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有关情况和材料进行审核。经审核合格的，给予办理登记，在《手册》中记载失业登记情况，并在《手册》相关栏目上加盖失业登记专用章。

　　第二十一条　《手册》中有效的失业登记记录，是失业人员享受各项就业服务和再就业扶持政策的凭证。失业人员按规定享有以下权利：

　　(一)享受免费职业介绍、职业指导服务;

　　(二)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的减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三)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就业扶持政策;

　　(四)符合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条件的，可申领失业保险待遇。

　　第二十二条　失业登记有效期180天。

　　失业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就业服务机构注销其失业登记：

　　(一)失业登记超出有效期的;

　　(二)被用人单位录用的;

　　(三)从事个体经营或创办企业，并领取工商营业执照的;

　　(四)已从事有稳定收入的劳动，并且月收入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五)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超出法定劳动年龄的;

　　(六)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七)入学、服兵役、移居市外或境外的;

　　(八)被判刑收监执行或被劳动教养的;

　　(九)终止就业要求或3次以上不接受公共就业服务的;

　　(十)自登记失业之日起连续180天未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联系或进行求职查询的;

　　(十一)流动人员暂住登记有效期期满，超过60天未续期的;

　　(十二)已进行就业登记的其他人员。

　　第二十三条　本市失业人员在市内迁移户籍的，凭户口簿到原户籍所在地就业服务机构出具失业登记转移证明，并持该证明、个人档案及其他有关材料到户籍迁入地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变更手续。

　　第二十四条　建立健全全市失业调查统计制度和失业预警机制。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会同统计等有关部门开展劳动力状况抽样调查，完善就业和失业统计制度。

　　第二十五条　各区(县级市)就业服务机构要做好辖内失业人员名册和台帐的登记工作，定期开展调查，掌握失业人员的基本情况、就业意愿、就业状况等情况，准确、及时上报各类统计报表。

第六章　本市失业人员档案管理

　　第二十六条　本市失业人员档案由其户口所在地的就业服务机构免费保管。

　　第二十七条　由就业状态转为失业状态的本市失业人员，应在解除(终止)劳动关系后次月内，将个人档案从原用人单位或其它档案代管单位转移至失业登记所在地的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存档。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招用本市失业人员后，应在办理劳动用工备案后30日内，凭《广州市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增减员表》或《手册》、用人单位调档函及提档人身份证，到档案保管机构提取该人员个人档案。

　　劳动者自主创业、灵活就业或以自由职业形式实现就业，或到其它不具备档案保管条件的用人单位就业的，其个人档案可委托本人户口所在地就业服务机构或劳动保障部门的劳动保障事务代理机构保管。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就业，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劳动年龄内，以各种方式从事一定社会经济活动，并取得合法劳动报酬或者经营收入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稳定就业满6个月的流动人员，是指在本市居住满6个月，失业前在本市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就业满6个月，或以自主创业、灵活就业、自由职业形式在本市连续就业满6个月，并进行了就业登记的流动人员。

　　第三十条　本办法所称本市失业人员是指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愿望而未能就业的本市常住户籍城镇人员及拟转移到非农业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有效期届满，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

　　本办法实施后，劳动者原已领取的《失业证》、《广州市职工劳动手册》、《广州市农村劳动力就业手册》以及《广州市流动人员劳动手册》仍继续有效，在劳动者进行《失业证》年审或就业登记备案时，申领《广东省就业失业手册》。


论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王 巍

摘要：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它以目的条款为通常的表现形式，由特定的价值取向所支配并受制于本国的制度基础。我国反垄断法应以制止垄断、维护竞争和保护多元利益为基本的立法目的。但是，应坚持对中性的垄断进行适度地干预，对多元和多变的竞争进行全面而灵活的保护，并在认定效率是前提、非效率是保障的基础上对二者加以平衡。另外，我国反垄断法在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三个方面的主导方向应该分别是：深化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依法规制垄断、全面规范行政行为，并基于这三大制度基础来构筑完善、系统的立法目的。
关键词：反垄断法；立法目的；价值取向；制度基础


导论

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具有宣示性和导向性，为所有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提供价值基础。本文选取“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三个假设：①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非常重要的，它并非空洞的宣言，而是具有实践价值的“元规则”；②各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具有相似性，但没有两部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完全相同的；③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受价值取向支配的，而价值取向的产生源于制度基础。笔者立足于立法目的本身的不可复制性和可商谈性，以反垄断法草拟稿的目的条款为参照系和逻辑起点，沿着“目的条款→立法目的→价值取向→制度基础”的思维流程，尝试对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进行解析和完善。本文的形式目的在于完善我国反垄断法的目的条款，实质目的在于反思当前反垄断立法的价值取向，而深层目的在于挖掘我国建构反垄断法的制度基础。希望下文的理论探讨能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反垄断法制定工作有所裨益。

一、目的条款中的立法目的

价值取向与立法目的作为反垄断法的宗旨，在形式上通常体现为目的条款，位列该法之首；在本质上则反映对特定利益的保护，奠定了整部法律的基调。反垄断法“这样在实体规范和执行方式都‘集大成’的法律，如果不能掌握其‘合目的性’的基本要求，依规范性质作好执行分工，很可能会导致高成本、低效率的执行，使它成为一部最不经济的经济法。”[1]因此，通过对目的条款的优化设计，从而确立准确而又富有弹性的立法目的，这对于制定“优质”、“高效”的反垄断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拟稿）第一条规定：“为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这一目的条款虽然仍处于“征求意见”之中，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当前立法中对反垄断法的基本定位是“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但是，“垄断”既可以是行为，也可以是状态，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应该是行为而非状态。市场竞争本身就包含了竞争垄断地位的内容。创新获得市场垄断地位即创新的垄断，“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保护作为创新的结果，但并不因此限制其他人进入追逐垄断的创新过程。”[2]以美国为代表的诸多反垄断法先进国家实际上已将垄断状态视为合法，这体现了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放弃分拆“微软”的诉讼请求即是最佳例证。何况，在以自由竞争为本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反垄断法也不应将经营者在物美价廉基础上获取的垄断状态视为违法并予以制裁。笔者认为，我国的反垄断法也应顺应国际趋势，采取“禁止垄断行为而宽容垄断状态”的价值取向，既为竞争的经济秩序营造法治氛围，也为不断成型的规模经济创造宽松环境。因此，在反垄断法的目的条款中，宜将笼统地“制止垄断”细化为“制止垄断行为”，并在界定“垄断”时对具体的垄断行为明确地加以限定，为执法和司法确立清晰的实体依据。即使要对特殊情形下的垄断状态予以规制，也应将其纳入到垄断行为的范畴，并辅之以可操作的标准。
另外，立法者应仔细思量反垄断法在维护“公平竞争”方面的价值取向。是否竞争的价值就仅仅局限于“公平”？面对“公平”标准在不同法系、不同国别、不同法域中所具有的多重语境色彩，人们在纷纭的价值冲突面前又将如何抉择？事实上，“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3]，这一人类交往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常常在不同的经济时期赋予竞争不同的内涵。除了公平，自由、有序、和谐等也是竞争所信奉和追求的价值，人们已逐渐认同竞争在内涵外延方面所彰显的巨大弹性。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在反垄断法的目的条款中可暂不对“竞争”的外延作出限定，只概括地规定为“维护竞争”。必要时可在其他具体条款中对特定的竞争价值予以强调，或者在解释时适当地拓展竞争的价值空间。既然反垄断的目的在于解决抑制竞争的问题，而竞争并不必然就是一个自我维持的过程。因此，为了确保竞争的活力，干预是必需的。[4]由此可见，“维护竞争”实际上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一种间接管制。因此，对竞争的“维护”应做广义理解，体现培育竞争、促进竞争、深化竞争等多重含义。但是，“看来减少竞争的经营做法实际上可能有其合理的目的”[5]，反垄断法在维护竞争时不应轻率地对市场进行干预。我国的反垄断管制也应确立必要的“合理规则”，对可能滥用的管制性权力加以规范和制约，切实保障市场经济的自治基础——自由竞争。
反垄断法是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器。草拟稿的目的条款确立了“多元”保护范式，即对经营者、消费者、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等不同的“利益体”均予以保护。在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间最基本的竞争无疑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以及经营者之间的竞争，这两种竞争分别涉及民众福祉和经济环境。笔者认为，对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是值得肯定的，体现了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和市场竞争最优化的市场理念。但是，对经营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保护则有待商榷。经营者在整体上处于相对强势，其受益是自然的和现实的，市场竞争最优化本身就蕴涵了经营者受益的内容。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容过于抽象和宽泛，不具备立法目的所应有的独立指导价值，并且容易产生歧义。因此，不宜把经营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列入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毕竟反垄断法不是“万能法”，立法目的也不是“百宝箱”。值得注意的是，“现今中国消费者政策已开始朝向积极的消费者政策转化”[6]，反垄断法应与其他法律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加强分工协调，避免重叠或冲突。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则应避免过于宽泛地加以理解，可在其他条款中明确具体标准，并作出相应的排除性规定，防止它成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等诸多狭隘利益的“挡箭牌”和“护身符”。

二、立法目的背后的价值取向

由上可知，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制止垄断；维护竞争；保护利益。既然立法目的是受价值取向支配的，那么探求立法目的背后的价值取向就具有先导意义。下文将重点围绕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对反垄断立法的需求展开讨论，旨在反思国人对制止垄断、维护竞争、保护利益这三大主题的价值取向。

1、制止垄断：垄断乃中性，干预宜适度
反垄断是一种不断地被锤炼和不断地被重新定义的政策：它来源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市场制度的信仰，也来源于关于竞争性的市场并不一定是自我维持和自我纠错的假设。[7]从字面上看，反垄断法的“反垄断”具有绝对性，似乎制止一切垄断，如很多国家的反垄断法在名称或目的条款中所宣称的；从内容上看，“反垄断”具有明显的相对性，仅仅制止特定垄断，如各国反垄断法通过界定关键概念（如“垄断”、“经营者”、“市场”等）、限定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确定合理原则、规定豁免情形、划定适用除外的范围等方式来调整规制的视阈。从效率的观点来看，垄断条件下的价格太高，因此一般的公共政策是要在可能的地方用竞争取代垄断，但取代垄断有时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必要的。[8]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稳定和成熟，人们对垄断、反垄断、反垄断法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既有的理论框架和制度范式经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和批判。即便是在反垄断法最发达的美国，一百多年来有关“反垄断”价值取向的纷争也从未停息过。“市场中人大概无不偏爱垄断。”[9]人们在表面上钟爱竞争而痛恶垄断，但在内心深处对垄断的情结则是复杂的和微妙的。对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转型国家而言，市场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加之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双重不足，要求我国对“垄断”的定位必须是审慎的——既务实又前瞻。笔者认为，我国的反垄断法可以把垄断视为中性的，结合经济发展的阶段、程度、要求来适时调整对垄断的定位。
当然，对垄断的“中性”定位也并不排除反垄断法对垄断进行有侧重点、有针对性的规制，更不排除反垄断政策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形下的倾斜规制。垄断具有复杂多变的特性，其含义在西方各国也有所不同：在日本法中指垄断状态和垄断力的滥用；在美国法中指垄断化；在德国、英国、法国及欧共体法中则指垄断力的滥用。[10]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垄断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复合性：行政垄断堪称特色和重点，但它具有过渡性，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深度改革会逐渐趋于淡化；限制竞争的共谋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企业合并将会不断凸显，并成为反垄断规制的主流方向和基本类型；其他垄断形态也会在市场的不断演变中渐渐显露，并被纳入反垄断的范畴。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宜秉持“干预适度”的原则，在反垄断的类型、程度、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适度地管制，既有效解决现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又充分回应今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毕竟“对市场垄断的评判，必须建立在对具体企业、产业的实证分析基础上。反垄断法的实施是一项细致、艰巨的工作。”[11]我国的反垄断法还需要在理论、技术、经验、人才等方面进行长期积累，立法也不宜过早形成定论、定式。

2、维护竞争：竞争是多元和多变的，对竞争的保护宜全面而灵活
维护竞争可以说是反垄断法的初衷，但维护什么样的竞争却成了反垄断法永恒的主题。竞争是指一种经济物品的需求有多于一人的需求，即凡是多过一个人需求同一经济物品，竞争就必定存在。[12]这种经济上的竞争成为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也是其他竞争的根源。竞争对于市场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是一种重要的力量，它迫使厂商寻找更有效的生产商品的方法并且更有效地满足消费者愿望。[13]另外，竞争还具有减少无知、扩散知识、抑制错误的功能。[14]实际上，“竞争”已将市场主体（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追求精妙地浓缩于其中，并成为政府干预市场调节的基本目标，正所谓“寓竞争于管制”。但经济的变幻使竞争呈现出多元和多变的特点，这为反垄断法的保护机制提出了难题。一方面，自由竞争的价值取向仍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属于基础性和前提性的竞争目标；另一方面，公平竞争的价值取向已被人们认同为极为重要的竞争目标，并成为完善自由竞争的平衡器。除了自由和公平这两大基本追求外，竞争还被赋予安全、有序、健康、和谐等诸多价值取向，其中不乏具有各国本土特色以及带有浓重政策意味的价值取向。因此，竞争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背景下往往不断变化。
正如垄断具有相对性，竞争也具有两面性，它们实际上都是双刃剑。竞争作为一个中性概念，兼具主观性与客观性、自觉性与盲目性、合法性与违法性、建设性与破坏性，而反垄断法（竞争法）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弘扬竞争的积极功能而贬抑竞争的消极作用。[15]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的不成熟造成对竞争的“饥渴”，主导性的经济政策多以培育竞争、鼓励竞争、保障竞争为基调。而人们对竞争的认识又是千差万别甚至迥然相异的，尤其重要的是，存在着对竞争的积极方面认识不够和对竞争的消极方面估计不足的双重困境。笔者认为，以目前的竞争水平和认识水平来对多元、多变的竞争进行准确定位是不现实的。因此，为了使我国的反垄断法在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立法者可以确立一个“有容乃大”的竞争概念，用抽象的“竞争”涵盖多元和多变的竞争，并对其采取全面而灵活的保护。

3、保护利益：效率是前提，非效率是保障，二者之间宜平衡
经济利益既是推动竞争的原动力，也是一切竞争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16]反垄断法的产生正是肇始于对经济利益的维护，并由保护经济利益拓展到对非经济利益的保护。随着广泛的政府干预对市场缺陷的弥补渐次展开，这种深刻的复合型保护已经成为反垄断法的鲜明特色之一。回首当初谢尔曼法的立法过程，它总是与一个两难悖论相关：一方面，它为了保护消费者而禁止贸易限制和垄断，为了竞争所能带来的效率而试图维护竞争；另一方面，它又企图去保护小的企业，试图创造一个公平的比赛环境，即使这意味着不得不牺牲某些程度的效率。[17]消费者集团与受到侵害的企业倾向于支持反托拉斯政策，而许多企业则宣称这些政策影响了经济效率，政府在反托拉斯方面的努力也随着注重竞争与注重反托拉斯限制的效率成本的变化而时起时落。[18]时至今日，这一“两难悖论”仍在很大程度上牵引着反垄断法的脉搏，保护利益的价值取向始终在效率与非效率两个极点间滑动，随着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变迁而不断调整。
如本文第一部分中所言，笔者认同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作为立法目的，即追求市场竞争最优化和消费者利益最大化。这二者可以分别被纳入效率与非效率的范畴，但将它们截然区分为效率与非效率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效率和非效率在价值理念层面的融合已使二者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了。“反托拉斯法早于消费者运动甚久以前即已建立，因此我们应该无法说消费者保护运动是反托拉斯政策的指导理念。”[19]其实，消费者利益和其他非效率利益都是在效率利益之后出现并不断被重视的。由此可见，效率原则先于非效率原则产生，并且深刻影响着非效率原则的发展。从长远和根本的角度考虑，非效率原则对效率原则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保障效率的持久性和稳定性。但不可否认，效率原则比非效率原则更具有先导性，反垄断法“应以经济效率作为其主要追求目标，如果其效率之有无并不明显时，始考量其他次要目标：如保护中小企业、财富分配、消费者利益。”[20]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在“保护利益”的价值取向上宜坚持效率是前提、非效率是保障的原则，并在二者的相互契合中谋求一种动态的平衡。

三、价值取向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

价值取向作为一种主观性的偏好，它的产生源于制度基础。我国继受反垄断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本土的制度基础上对舶来的反垄断规则进行比照、改造和融合的过程。既然价值取向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主要受制于制度基础，那么对制度基础的考察就具有更深刻的“求知”意味。何况“在市场规则的选择中，必然有着某些非目的论的因素。”[21]反垄断法的制定、执行、修改、解释以及其他应急性的变动，并非都出于原有的立法目的或价值取向，而是实践基础上的“非目的性”经验设计。这种经验设计也是对制度基础的适应，并有可能在程序的促动下提升为价值取向或立法目的。因此，探讨价值取向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对我国反垄断法的确立、完善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反垄断法旨在限制反竞争的行为，它的所有价值都维系于“竞争”二字。我国引进反垄断法正是为了满足当前经济转轨中对竞争的迫切需要，用法律构筑竞争制度、竞争系统和竞争秩序。而“竞争实际上是多维的，至少包括经济、法律和政治这三方面的内容。”[22]反垄断法的制度基础也主要体现在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中。因此，我国要构筑完善和系统的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就应深入探讨反垄断法价值取向背后的三大制度基础，明晰它们各自的主导方向。

（1）经济制度的核心应是深化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1993年“市场经济”入宪，这是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首要宪法基础，也为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划定了最底线的价值取向。计划经济作为权力经济和垄断经济，难于将现代意义的反垄断法融于其中；而市场经济作为权利经济和竞争经济，则为反垄断法的诞生和运作提供了基本前提。与西方“自治→管制”的制度路径相反，我国实际上是沿着“管制→自治”的轨迹迅速前行的，并且呈现出管制与自治之间相互结合、渗透和促动的趋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管制实际上是自治的工具，“管制的目的只是为了让私法自治有更大的发挥空间。”[23]因此，我国的反垄断法首先应维护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不应使私法自治扭曲变形为高度管制的计划经济。国家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只能限制在不侵害社会自治权的范围之内，对逾越这一范围的反垄断规制（无权干预和滥用权力）应加以限制，从而实现自治与管制的均衡。

（2）法律制度的关键应是依法规制垄断。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这是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另一宪法基础，也为依法规制垄断奠定了法治基础。法治理念下的约束权力旨在保障权利，反垄断法在依法授予反垄断权力的同时也限制了反垄断的权力，通过合法限度的干预来深化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反垄断管制的原则正是在于用法律来确立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行为规则，同时明确人为垄断的反社会性质并宣布其非法，从而将非法垄断置于政府机构的(直接)控制之下，由此来间接地控制垄断价格。[24]我国的反垄断法应以依法规制垄断为基准，坚持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来划定垄断的合法与非法的边界，排斥一切法外“豁免”、“除外”等脱法的垄断。而且，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任何法律主体都必须平等地接受反垄断法的调整，不允许任何法外特权的存在。另外，市场的分散化意味着不同范围的垄断割据，意味着许多种相互冲突、矛盾和重叠的制度框架的存在和起作用。[25]因此，在WTO的框架下，统一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诸侯经济）要求统一的反垄断法律体系，决不允许任何法律主体（尤其是特定部门、地区或行业等）对反垄断法进行分割（即规则的垄断）。依法规制垄断要求反垄断法树立极大的权威性和至上的效力，公正地调整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平等地保护和促进一切正当利益的充分实现，在垄断与竞争之间形成必要的法律限度。

（3）政治制度的重心应是全面规范行政行为。在美国，政治过程主要体现在司法体系中；在中国，政治过程主要体现在行政系统中。[26]我国的反垄断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政治性集中表现在如何有效地规范行政行为。我国正在进行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联动效应的政治文明建设极大地推动着行政改革，这势必对反垄断法律制度的确立和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垄断不是件好事，它具有收入不平等和政治力量的非民主倾向的色彩。”[27]而在我国民众的心目中，垄断的本身和背后常常浮现着行政的影子，既有的行政体制、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对反垄断法的制定和执行等一系列环节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庞大的行政主体不仅可以通过“作为”来促成或维持自身垄断，而且可以通过“不作为”来助长或放任他人垄断。因此，我国的反垄断法必须全面规范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不断提高行政机关在规制垄断中的法治和善治程度，“保证政府的权力行使受到控制，以便政府的权力行使不致摧毁政府权力有意促进的价值。”[28]政府身兼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准立法权）、解释者、执行者、裁判者（准司法权）等多重角色，应身体力行地维护反垄断法这一“公共物品”的竞争价值，防止国家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最常表现出的“行政权的无序性和随意性”[29]，坚决制止行政主体通过行政垄断谋取“私利”（如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等）。
总之，我国的反垄断法能否名副其实以及能否成为“活法”，关键要看整体的制度配套和衔接状况。“市场经济的成功取决于一系列花长期才能建立的制度，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市场概念。而且，如果要经济走向繁荣，所有这些制度都必须运行得相当好才行。”[30]竞争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和基础，正是由一系列关联的制度来保障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三者相互贯通和影响，从基础上决定着竞争的定位和效果。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从形式上和实质上真切地再现着上述三大制度共洽的内涵，这也是立法目的最基本的起点和归宿。

结束语